西汉早期的鹿角偶人是否是战国楚国镇墓兽的继承

不是

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西溯江而上扩展到今四川东端，向北溯汉水而上扩展到今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沿淮水和江水扩展到今河南东南、安徽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南部、江苏、浙江一带。

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西溯江而上扩展到今四川东端，向北溯汉水而上扩展到今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沿淮水和江水扩展到今河南东南、安徽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南部、江苏、浙江一带。

春秋早期，若敖之孙熊眴（蚡冒）开启濮地。熊眴卒，其弟熊通杀其子代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湖南、广西、四川、重庆

楚国
最早的国、都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从丹阳迁到郢。

镇墓兽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怪兽；是为镇摄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周礼》记载载说，有一种怪物叫魍象，好吃死人肝脑；又有一种神兽叫方相氏，有驱逐魍象的本领，所以家人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还说这种方相氏有黄金色的四只服，蒙着熊皮，穿红衣黑裤，乘马扬戈，到墓圹内以戈击四角，驱方良、魍象。方良亦为危害死者的恶魔，人们就借助方相氏的力量来驱赶它们，所以有学者认为，使用镇墓兽的习俗，就是出“方相氏”的传说演化而来的。也有人根据早期镇墓兽头上的双角推测，镇墓兽应与“辟邪”或“灵神”、“士伯”等行关。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考察，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朗，五代以后逐步消失。镇墓兽的制作，早则为木、骨质，陶质极少、以后主要为陶质和唐三彩。金属和石制品极为少见.

在楚国墓葬中已发现数百件用于镇墓辟邪的木雕镇墓兽。年代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多为单头单身，战国中期的式样与数量最多，单头单身与双头双身两大类。

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一件双头“镇墓兽，背向的双头曲颈相连，两只兽头雕成变形龙面，巨眼圆睁，长舌至颈部。两头各插一对巨型鹿角，四只鹿角权桠横生，意象极为奇异生动。通体髹黑漆后，又以红、黄、金色绘兽面纹、勾连云纹。方座浮雕出一些几何形方块并饰菱形纹、云纹、兽面纹。虬曲盘错的巨大鹿角，对称兽体和稳重的方形底座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氛围。

镇墓兽，古代汉族风俗。指一种冥器。一般在古代王公贵族中都比较流行用这种冥器，一来是为了震慑盗墓者而来就是为了永远守护自己的安宁，一般在楚墓里面比较多，因为在南方是最流行的。
镇墓兽的具体作用就是为了震慑盗墓者，让其不敢踏入墓地一步，一般在死者下葬期间就用镇墓兽放到墓地的四周，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因为它们的眼睛都是比较吓人的而且盗墓的话都是在晚上做的，白天没有人敢光明正大的去做苟且之事，一般盗墓者的心理都是这样的在晚上盗墓，所以拿着火把但一看到这个镇墓兽的话也会有害怕心理，有的王公贵族可能在死后有机关放在镇墓兽那里有人进来的话就会放射暗器。

文化的认同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楚器铭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风俗和礼仪同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楚国礼器保留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楚贵族中后期大体上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其对姬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
文艺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王逸注《楚辞》
楚辞，是楚国文化的代表。
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音乐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楚墓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
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处的一条土岗上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批乐器，包括两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漆瑟上的弦痕，笙、竽上的簧片都是首次发现，这些发现对研究古人乐器制作材料和工艺都有很大帮助。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枝江万福垴甬钟
《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
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绘画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雕刻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

淅川楚墓出土的云纹铜禁(河南博物院)
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习俗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
如果您到过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

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楚国人如此钟情于凤这一吉祥物，其中寓有怎样的深意呢？
古代传说中将凤视为神鸟，是鸟中之王。雄的叫“凤”，雌的称“凰”。《说文》记载：“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文、鱼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战国时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说：“凤，鹑火之禽，太阳之精也。”描绘出了“凤”的基本特征：鸟类，高大，五彩金，能歌善舞，吉祥安宁，被奉为氏族图腾。
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故被楚人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尊爱便是必然的事了。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楚人崇凤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1992年，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这座城徽的建筑结构分三层平台，上中两层的平台四周，护以雕刻有多种凤形纹饰的青石栏杆。“金凤腾飞”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中部是一轮朝阳，造型如同神话中的九齿风火轮，下部为长方形的基座，饰云雷纹。以凤作为荆楚大地一座城市的城徽，表明凤乃中华民族所推崇，“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楚人的图腾。

楚漆器的造型
（一）仿动物形象的器皿造型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曾经摹拟植物、动物等自然形象进行器皿造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这类器皿造型仍屡见不鲜。但是，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漆器中，只有雕龙等少数的小件漆器。

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中，仍然可以看到雕刻的虎、豹、鹿、兽、鸳鸯、凤、鸟、蛙、蟒、蛇、辟邪、镇墓兽等动物形象的漆器，并且数量相当多，是这个时期漆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漆器，各具姿态，形象生动，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形式意味的雕刻品。虎座鸟架悬鼓，以兽中王--虎，两相背卧为座，两鸟相背立于虎背之上，漆木鼓悬挂于二鸟之间，高大雄伟（图版67～69）。头插鹿角的单头（图版109）与双头（图版108）的镇墓兽，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22)。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图版104），在长51.8、屏宽3、座宽12、高15厘米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将透雕与浮雕的凤、鸟、鹿、蛙、蛇、蟒等55个相互争斗的动物，交织成一个生动的画面，真是巧夺天工；这些形象栩栩如生，加上用红、蓝、银灰等色描绘花纹，显得更加瑰丽，是这类雕刻漆器的代表作。

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至秦代不仅器类与数量剧减，而且动物形象也趋于简洁。例如凤形勺（图版125）的造型，为昂首曲颈张尾之风（简化凤之双翅与双足），于凤背上挖制成勺，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形不失真，造型新颖别致，反映了秦代造型艺术的特点。

西汉时期的这类漆器，其造型比秦代更为简洁，仍以凤形勺（图版171）为例，不仅没有双翅与双足，连尾部也简化了。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龟盾（图版207），只作龟的腹甲状，而不是作整龟之形，但它运用涂漆与不涂漆及用细篾编织等手法，充分地表现出龟的腹甲特征。还有双虎头形盾（图版206），也只雕出头与前肢，而后肢与尾部也都被省略。

（二）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

漆器的木胎质轻，造型方便，隔冷热，耐腐蚀，加上绚丽多彩的优美花纹，使其取代青铜器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湖北出土的楚秦汉漆器初步分析，这类漆器是在仿制铜陶器的器皿造型的基础上，根据木胎等质料的特点进行制作的，从而形成独特的造型艺术特点。

春秋时期的楚漆器中，仿铜陶器制作的器皿造型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漆方壶、盔、簋、豆、俎等，都是仿制当时的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但依据木胎的质料，也有小的差异，而且加绘了各种色彩的装饰纹样，显得更加美观。

战国时期，仿铜陶器制作的漆器，在当时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例如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两件漆盖豆（图版7、8），显然是仿制青铜盖豆的，但在豆盘伸出的浮雕对称附耳，又有别于铜盖豆，器外并用红、金黄等色彩绘繁丽的花纹，比铜盖豆更显优美。江陵雨台山18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豆（图版10），也是仿制铜豆而作的，但它在豆把中部雕出八棱形，有别于铜豆，通体还有彩绘花纹。还有曾侯乙墓的一件漆禁，显然是仿制铜禁的；但其四足为圆雕的兽，禁面四角各浮雕成二龙，四边当中各浮雕单首双身龙，十字隔梁和侧面阴刻云纹，并有红漆彩绘绹纹、草叶纹、云纹、鳞纹等纹样，比青铜禁更加美观。

（三）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器皿造型

虽然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类与数量较少，但战国和秦汉时期漆器的器类与数量剧增，用途广泛，尤其生活用具不断增多，为了使各种漆器既实用又美观，就必须依据其不同的用途进行艺术加工，这是楚秦汉漆器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的中型墓中出土的方壶、簋、盨、豆、俎等漆器，是作为礼器而制作的，还有当时贵族生活所需的漆瑟等乐器。这类墓中所出的镇墓兽等漆器，则与楚人信巫的习惯有关。这些漆器的造型也十分讲究对称和规整。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注重兵器的制造与改进，楚墓出土的大批漆木兵器杆，因具体用法不同而造型各异：矛杆呈圆形，殳为八棱形，戈杆是前尖后圆，铜戈装配时戈锋与杆的尖面相一致，手握戈杆则知戈锋的朝向，既利于交战时实用，整体造型也协调美观，漆木剑盒在这个时期的楚墓中也较常见，它放置带漆木鞘的铜剑，其大小是据所放置剑的大小而定，一般盒里放剑后十分紧凑实用；造型大多为长条形，由盖与盒身相扣合而成。有的剑盒为了避免造型单调，盖顶隆起，并饰有阴刻或浅浮雕的瓦楞纹，盒身也饰有涡纹等纹饰。一些酒具盒与食具盒，更注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例如江陵望山1号墓发现的酒具盒，盒里分四格放置酒壶两件、耳杯九件、大、小盘各一件，非常紧凑实用，整器作长方形而圆其四角，器外又浮雕涡纹，造型也很美观大方。

综上所述，湖北出土的种类繁多的楚秦汉漆器，它们的器皿造型都有一定的形制和权衡比例，并且因年代不同又有一些差别与发展。这既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的发现与创造，又是这个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比较讲究对称和规整。较常见的有圆形（包括球形、半球形和圆筒形三类）、椭圆形和长方形等。这些漆器的容积较大，省工省料，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在造型方面，又比其它形制漆器的器皿造型更容易取得均
衡和曲直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不对称和不规整漆器的器皿造型，既费工费料，也并不美观实用，因而很少见到，这些情况说明，这个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已经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法则和规律，器表上又加饰不同漆色与各种花纹图案，因而比当时其它质料的器皿造型更加瑰丽多姿。

秦代漆器的器皿造型，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基本法则与制作规律，并加饰各种彩绘的优美花纹，但它又有所发展，对于费工费料，又不大符合实用的一些器皿造型，如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及曲形盒等等，在种类与数量方面都有较大的减少。

楚漆器的装饰

湖北出土楚秦汉的大批漆器，不仅以千姿百态和琳琅满目的器皿造型使人们叹为观止；而且已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并以充满着丰富想象力、瑰丽多姿的各种花纹图案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说明它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增强美观、增强实用价值的装饰艺术，在这个时期铜、铁、陶、漆、竹、木、玉和丝织物等各种质料的装饰艺术中，漆器的装饰艺术水平是较高的，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装饰纹样的类别

这个时期的漆器装饰纹样，有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商周时期漆器和青铜器等的装饰纹样，更多的是取材于自然界和当时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依据漆器各种器皿的造型特点而创造出的装饰纹样。从目前积累的大量漆器纹样的资料分析，可以大致归纳为动物、植物，自然景象、几何纹样、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等五类装饰纹样。

1．动物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龙、风、饕餮纹、窃曲纹、鸟、兽等。其中不少是在雕刻的动物上彩绘的（包括浅浮雕），也有一些是直接描绘的。少数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是相互组合，并作为主要纹样的。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龙、虎、鹿、豹、猪、狗、兽纹、蛙、朱雀、鸳鸯、鹤、孔雀、金鸟、凤、鸟、变形凤纹、变形鸟纹、鸟头纹、蟒、蛇、怪兽纹、辟邪、蟠虺纹、窃曲纹等。这些纹样，有的是在器皿表面或内底的地漆上描绘的，有的是在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彩绘花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动物纹样的增减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在器皿上直接描绘的动物纹样的数量由少逐渐增多，而在雕刻动物形象上加饰的纹样却由多逐渐减少。同一种动物纹样，也随时间早晚不同而发生变化：其纹样并不雷同；即使是同一时期或在同一画面上，也富于变化，并非千篇一律。当时这类纹样，有的是单独地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部分则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作为衬托；还有少数是以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纹样，只起烘托作用。

2．植物纹样

春秋时期的楚国漆器，目前尚未见到植物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开始出现以花草植物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样，一般多采用完整表现的树木形态，少数将花卉之花变形构成。主要有柳树、扶桑树、树纹和四瓣花等少数几种，这些纹样在漆器中所占比例较少，而且只起衬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多用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变形构成，主要有柿蒂纹、梅花纹、连枝花蕾纹等，这类纹样的数量不多，未见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其中有的是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衬托；还有些是烘托其它纹样的。

3．自然景象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卷云纹、勾连云纹、水波纹、勾连雷纹和波折纹等，而且大多为描绘的。这些纹样，一般都与其它纹样组合图案，并作为辅助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所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山字纹、云纹、卷云纹、勾连云纹、云雷纹、三角形雷纹、勾连雷纹和绹纹等。其中尤以随州曾侯乙墓的一件漆衣箱上的漆书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为重要，它是与北斗、四象相配的最早天文资料，它证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已形成二十八宿体系。这些纹样，在当时的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们不仅因不同时期而有繁复与简单之差异，而且即使是时代相同的同一种纹样，虽然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但并不完全一样；而且某种纹样在同一画面上，也是变化万端。当然，这类纹样有些相互组成图案，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一些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波折纹、卷云纹和云气纹等，这类纹样在当时漆器中的数量不少，但都不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只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起烘托的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主要装饰有三角形纹、圆点纹等少数几种几何纹样，而且都是描绘的，并对其它主要纹样起烘托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是以点、面、线的形式组成的规则或不规则的花纹图案，主要有圆卷纹、涡纹、菱形纹、方块纹、方格纹、方格点纹、点纹、三角形纹和弧形纹等。这些纹样，虽然是以简单的点、面、线的形式组成图案，但由于构成方式的不同，其装饰纹样也是千差万别，并不雷同，更不显得呆滞。这类纹样，大多数相互组成连续索回的几何花纹，作为某些器皿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一部分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一般只起衬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圆卷纹、圆圈纹、菱形纹、三角形纹、方格纹。点纹、点格纹等。有少数漆器上是以它们相互组成几何花纹，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漆器上又往往是与其它装饰纹样构成图案，仅作为一种衬托。

这类装饰纹样，西汉时期主要有菱形纹、平行直线纹、三角形纹、圆圈纹、圆点纹和点纹等。它在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漆壶、圆盒等器皿上，有极少的是以几何纹样为主要装饰纹样；而绝大多数是与动物，自然景象等纹样相互配合，使画面的花纹变化多样，图案更加美观，而且往往是以其它纹样为主要装饰，它只起烘托的作用、

5．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尚未见到以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这类纹样并不多，主要有荆门包山2号墓漆奁盖外沿彩绘的贵族车马出行图(23)（ 图版22）与随州曾侯乙墓鸳鸯盒两侧的乐舞场面（图版12）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装饰纹样。有关神话传说的装饰纹样略多一些，在曾候乙墓的一件漆衣箱盖上绘有后羿射日等图案（图版48），内棺格子门两侧绘有手执双戈戟的人头兽身、人头鸟身与兽首人身等守卫的门神（图版111），五弦琴身上绘有人与龙的图案（图版80），还有江陵李家台4号墓的一件漆盾背面(24)，绘有龙、凤、云纹、树及人顶树等画面。这些纹样，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使其画面或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或神奇古怪，令人遐思。

秦代漆器的这类纹样极少，目前只在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彩绘木梳、篦各一件的画面上见到。木梳的正面为饮宴场面，背面是描绘的歌舞场面；木篦的正面是彩绘的送别场面，背面是幅角抵（相扑）竞赛的画面。这些纹样，线条流动，富于动势和节奏，人物生动传神。通过不同的动态、形象与表情，将生活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上众多的装饰纹样，线条勾勒交错，流利奔放，形式优美。这些瑰丽多彩的图案，说明了当时的漆画匠师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从这些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分析，可分为适合纹样、独立纹样和连续纹样等三种构成方法。
这些构成方法，灵活、生动，把装饰和实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1．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主要是依据器皿的造型，描绘相应的纹样作装饰。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这种构成方法，应用极少，目前只在当阳曹家岗5号墓的一些小件漆雕龙上，见到了这种装饰手法。
战国时期漆器上，适合纹样的应用主要是体现在一些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上，例如雕刻的梅花鹿，身上彩绘鹿的斑纹。又如虎座鸟架悬鼓，虎座满饰虎的花纹，凤鸟绘羽毛纹等。但是，当时也有少数雕刻动物形象漆器并不绘适合纹样，例如随州曾候乙墓的鸳鸯盒，只在鸳鸯的颈、背、尾等部位绘羽毛纹，而大部分却绘绹纹和点纹等，两侧面绘有乐舞画面。

2．独立纹样

在楚秦汉的一些漆器器皿中心位置或某一面上，往往由一个或几个独立单位构成装饰纹样。并且主要是采用平衡、均齐、辐射、旋转和几何形等多种形式，组成装饰性很强的优美图案。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装饰纹样中，这种构成方法应用很少，且大多以动物纹样为主。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的漆俎上，描绘有形态各异的瑞兽等独立单位的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也是以动物纹样为主，它的组合形式、单位纹样的构成多为平衡式，例如长方盒、方盒和曲形盒的正面，常常是以鹿、鸟、兽等独立的个体形象作装饰纹样。还有少数单位纹样的构成是对称式的，例如盖豆的盖顶与有些虎座鸟架悬鼓的鼓面中心，一般绘有涡纹或四瓣花纹等独立纹样。

3．连续纹样

在一部分楚秦汉漆器的中心纹样周围及其口沿内外，往往以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其中以二方连续纹样较多，又可细分为边缘连续纹样和带形连续纹样两种类型，且以边缘连续纹样为主；这些纹样绝大多数是横式的左右连续，斜式和纵式的极少见。它主要是采用二方连续中的连圆式、连环式、波折式和散点式等构图方法。每一种式样，在实际应用中又有许多形式，既使纹样复杂多变，又有规律可循，并取得较好的装饰艺术效果。在楚国的漆盘、方盒、扁圆盒、长方盒等器皿的中心纹饰周围，常常绘有绹纹、云纹、勾连卷云纹和几何纹等边缘连续纹样。这些纹样比较讲究对称，且有四面对称和二面对称等形式；还有少数采用平衡的组合形式，用于烘托主要的装饰纹样。秦和西汉时期的漆圆盒、盂、盘、樽、卮、圆奁、椭圆奁等器皿的中心纹饰周围，往往绘有波折纹、涡纹、变形鸟纹、鸟头纹和几何纹等边缘连续纹样，这些纹样也比较讲究对称，并巧妙地将它与主要的中心纹样协调、统一，构成优美的图案。

带形连续纹样，是以一个单元的纹样，在长条形的平面上反复连续。它的构图方法与边缘连续纹样基本相同，在实际应用中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纹样也富于变化。楚国的漆耳杯、豆、簋、方壶、盘和圆奁等器皿的内外口沿和外壁上，一般都绘有三角形纹、水波纹、变形云雷纹、勾连卷云纹和几何纹。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耳杯、长方盒、樽、卮、盂等器皿的内外口沿和外壁上，也都绘有变形鸟纹、鸟头纹、波折纹和几何纹。这些装饰纹样的应用也相当广泛，它与主要装饰纹样有机地相互结合，主次分明，具有韵律和节奏感。

四方连续纹样，由于楚秦汉时期漆器器皿的造型缘故，并没有被普遍地应用，战国时期楚国的漆案等器物的面板，以散点式的构成方法描绘涡纹等装饰纹样。在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卮和樽等器物的外壁，采用散点式、波折式和斜坡式的构成方法，描绘波折纹、变形鸟纹和变形鸟头纹等。

从上面对楚秦汉漆器装饰纹样的三种构图方法分析，可以看出其纹样形式都是与各种器物造型及纹样的内容紧密相关的，在实际应用中又有各种变化，三种构图方法，往往巧妙地相互配合；而且对纹样的选择、装饰的部位、比例的权衡、间隔的应用等方面，也颇具匠心，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能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

（三）装饰的手法

湖北出土的楚秦汉的漆器，从大量的装饰纹样分析，写实与夸张是其主要的装饰手法。

写实的装饰手法，是直接摹拟自然界的各种动物、花草植物，自然景象和以人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题材，作为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这种装饰手法应用极少。

战国时期，这种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例如许多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还有沙市孔雀纹瑟上的纹饰，包山2号墓车马出行图漆奁上的柳树，均是采用这种装饰手法。

秦代的漆器纹样，应用写实的装饰手法更为成熟。例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木篦背面所描绘的角抵（即相扑）场面，画面共三人，右边的两人正在进行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全神贯注地作评判；作者抓住比赛双方全力以赴、相持不下的一瞬间，把相扑竞赛中的气氛渲染得紧张、热烈。

西汉时期，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三鱼纹漆耳杯，内底绘象征水草的四叶纹，三鱼环游于周围，又绘似鱼吐出气泡的圆圈纹和点纹，仿佛三鱼摇头摆尾于水底，构思巧妙，生趣盎然；口沿内外还以变形鸟纹和几何纹样，加以烘托，鱼形具象、逼真。
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并非按客观事物的原貌进行描绘，而是对其主要的和有意义的部分进行夸张变形，使其特征更加强烈、集中，以加强装饰纹样的艺术效果。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绝大多数的动物，自然景象和几何纹样等，都是采用这种手法。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漆俎上的瑞兽，并非是某一种兽的写实，而是经综合联想、夸张变形所创造出的艺术形象。

战国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采用这种手法。大量的几何纹样，主要是采用夸张变形手法，有的依然可以看出保留了客观事物的某些特征，有的则是完全从实用功能和装饰美出发，并不表现某种客观事物和象征某种意识，只是点、线、面的组合。还有江陵李家台的大漆盾背面的孔雀，着力渲染孔雀开屏之美，使其形象更加鲜明。曾侯乙墓的漆鸳鸯盒两侧面，用朱漆绘有舞乐场面：一侧面是单足伫立的对称双凤，凤嘴衔钟架（即荀），架上悬挂两个铜甬钟；凤足的上部置磐架横木，上悬两个石编磐；一个兽头人身的乐人正手持钟棒背向撞击编钟。另一侧面的右边绘一乐人正敲打建鼓，左边是戴冠佩剑长袖飘举的舞人，正伴随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画师选择了最能代表时代与曾侯乙身份的钟、磐和建鼓等三种乐器，以及击钟磐、敲建鼓与舞者各一人，分别在面积只有7×4.2厘米的画面上，将庞大而壮观的乐舞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秦代漆器上，这种装饰手法的应用也相当广泛，例如睡虎地的牛马纹扁壶（图版129），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使牛雄健肥壮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有力。另一面的飞鸟下为奔马，表现了奔马快于飞鸟的意境。植物纹样中的四瓣花和梅花等，是将花瓣夸张变形，而将枝叶部分剔除，使其特征更加明显。

西汉时期漆器上的纹样，则更广泛地应用了这种手法，技法更为熟练，有些纹样仍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变形夸张，而有些已很难看出原来客观事物的特征，例如变形鸟纹，不仅纹样繁多，而且变形夸张远比战国和秦代突出，又如相当流行的变形鸟头纹(26)，完全是从工艺品的实用功能和纯装饰美出发，所以有人将它定名为"B"形纹(27)。

（四）绘画和用色

楚秦汉时期漆器上各种优美的装饰纹样的产生，除了与漆绘匠师的精心构图有关之外，还与他们绘画用笔的稳健准确、运线的千变万化、着色的富丽和谐等高超技艺密不可分。

我国的绘画一贯注重行笔用线，通过线的长短粗细、刚柔强弱、轻重疾缓、浓淡干湿、转折顿挫，表现出各种人物形象与装饰纹样的形体与质感。这个时期广泛地应用单线平涂法，并有单线勾边与不勾轮廓线两种。例如包山2号墓漆圆奁盖沿的车马出行图，主要是采用色块平涂再单线勾边的画法。通过不同的行笔，使线条极富变化。如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漆樽内底之鸟纹，用笔高古，线如游丝，在口径只有11.4厘米、深达10.1厘米的樽的内底，画出细如发丝的线条，而所绘的凤鸟形象准确，线条流畅，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为了使装饰纹样在同一平面上呈现出有厚度的层次感，当时还采用平宽的线与穿插切割相结合的画法，例如曾侯乙墓内棺上的龙、蛇相互蟠绕的纹样，就是采用的这种画法。

这个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用色是丰富多彩的，春秋时期主要有红、黑、黄等三种，战国时期主要有红、黑、黄、褐、蓝、绿、金、银、银灰等九种，秦代有红、黑、褐、金、银等五种，西汉时期有红、黑、褐、灰黑、金、黄等六种，并都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这些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用色的搭配，讲究对比色和谐。例如云梦睡虎地46号秦墓出土的一件漆卮，用银箔镂刻成花纹图案，然后贴在器壁上，再用朱漆勾线压边，使全器银光闪烁，灿烂华丽。绝大多数漆器是以黑漆为底色，并以红色描绘花纹图案，红黑相映成趣，使装饰纹样显得明快优美，还有一些漆器是在黑漆的底色上，用红、黄、金色或红、褐、黄色等描绘花纹，使装饰纹样显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