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平权法案实质上是对哪一种族有利，对哪个种族最有害，对这一法案有什么理解

Affirmative Action的出现，历经1961年到1967年等行政命令的完善，是一个重要的矫正措施。
基於历史上数百年的结果，矫正的方向除了针对非裔（及後代）的歧视，也逐渐纳入性别、宗教等关注。

能否促进平等，避免历史倒流？
这种依比例分配名额的方式，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由於这法案促进了各类人都能更公平地取得教育和资源，因此，现在仍在实施中。
个人认为，2021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已经愿意接受一位女性总统的出现。
某个程度上，也是平权法案实施的成效之一。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譬如“逆向歧视”的出现。
其实最大的争执点，集中在大学“受教育”的权利上。
以前的情形，是白人男性的空间受到挤压。
最近几年发现，白人女性也开始争取他们的权利。
而这两类人，为统计学上取得社会成功最前面的两类。

平权法案在一面取得了多样性融合性的成果，一方面失去利益的人群也会起而反对这法案继续实施。
支持平权法案者，确认为如果不继续采取这样的措施，只会让现在的社会走得更狭隘。
诚为一个见人见智，主观性极强的政策方向。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问题难道还值得一提吗？自然是白人歧视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但是，很多美国白人却认为，如果依照美国政府颁布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法案，如今在美国社会中遭受种族歧视之害的实际上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这个涉及到“反向歧视”（ReverseDescrimination）的复杂问题，正是轰动美国朝野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会诉艾伦•贝基一案的缘起。
（一）屡试不中的白人高才生
艾伦•贝基（AlanBakke）1941年生于佛罗里达州，他父亲是来自北欧挪威的移民，在邮局当搬运工。艾伦•贝基从小聪颖好学，成绩出类拔萃，曾进入过全美中学生荣誉奖学金竞赛的决赛。1959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机械工程。在大学期间，他的平均成绩积分（GPA）为3．51。
大学毕业后，艾伦•贝基于1963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因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沉著机敏、作战勇敢，他在四年的军旅生涯中连升数级，晋升为上尉军官。在越战期间，因所在部队伤亡惨重，艾伦•贝基初步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志向。
1967年艾伦•贝基退役后，在美国宇航局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级研究中心当了一名工程师。在中心工作期间，由宇航局出钱资助，艾伦•贝基考入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然而，随著年龄的增长，艾伦•贝基逐渐意识到，自己今生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医生，奔赴血肉横飞的战场去抢救奄奄一息的战友。于是，他开始在工作之余攻读医学院预科课程，并着手复习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
谁都知道，美国的医生和律师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费极为昂贵。因学生毕业后收入较高，所以医学院和法学院基本上不提供奖学金。其次，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都有极低的录取率和白热化的竞争，考生的淘汰率和竞争的残酷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中国大陆的高考。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例，该院1973年度只录取100名学生，但考生总数却高达2464人。
但是，艾伦•贝基却恰好选中了加州大学医学院作为重点报考院校之一，其原因，可用加州居民评价本州大学的俏皮话来解释：
“如果你很会读书，你爹趁钱，就念斯坦福大学；
如果你很会读书，你爹不趁钱，就念加州大学；
如果你不会读书，你爹趁钱，就念南加州大学；
如果你不会读书，你爹不趁钱，就念社区大学。”
这其中的秘诀是，由加州大学董事会管理的柏克利、洛杉矶、圣地亚哥、戴维斯等大学分校虽然名列全美著名学府，但与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不同，加州大学所属分校全都是公立大学。因公立大学有政府资助和补贴，所以学费比那些私立名牌大学要便宜得多。另外，像艾伦•贝基这样在加州已居住两年以上、依法交纳州税的居民，还会享受到本州学生大幅度减免学费的特殊待遇。
在以优秀成绩结束医学院预科课程后，艾伦•贝基又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取得佳绩。在考试的科学知识部份，他的正确率为97％；在语言能力部份，正确率为96％；在数学部份，正确率为94％。这个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1972年底，艾伦•贝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学申请。没想到，加州大学却给志在必得的艾伦•贝基吃了闭门羹。
照常理，以艾伦•贝基的GPA和MCAT成绩、斯坦福大学硕士学历以及综合素质，他应当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学生。艾伦•贝基起初以为，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可能是因年龄已超过了30岁。但是，艾伦•贝基后来却从戴维斯分校学生事务办公室助理彼得•斯托昂特那里打探出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内幕。原来，在医学院当年100名的录取名额中，有16个名额专门分配给了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的学生。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被录取的16名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成绩远远不如自己。
艾伦•贝基得知录取配额和不同的录取标准一事后非常恼火。他提笔给戴维斯分校录取办公室写了一封颇有政策水平的抱怨信。信中写道：“为了满足未来医疗健康事业的要求，医学界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献身精神的人才。我意识到，设置少数族裔录取配额，是为了补偿以往种族歧视的恶果。但是，这种照顾少数族裔的措施，实际上又开创了新的种族偏见。这不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一通抱怨之后，1973年底艾伦•贝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提出了1974年度的入学申请。然而，艾伦•贝基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一剂不予录取的苦药。
该做的全都做了，还是进不了医学院，原因竟然是肤色不够黑。从小在宣扬“白人优越”的社会中长大的艾伦•贝基，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颠倒黑白”的怪事。中国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可能会想到揍那个狗娘养的。美国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第一个念头就是诉那个狗娘养的。艾伦•贝基当然也不例外，他一张状纸把加州大学告到了法院，控告加州大学搞反向种族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
（二）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
在一向标榜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美国社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啥会为少数族裔申请人特别保留16个录取名额呢？说来话长，这个特殊的照顾措施，实际上与美国政府颁布的“肯定性行动”法案直接有关。
“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最早源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雇佣机会。约翰逊总统执政后，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包含范围更为广泛的“肯定性行动”法案，又称为平等权益法案。简而言之，“肯定性行动”实际上是一项在1964年《民权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等权益措施，目的是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求学、就业、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印地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女性有被优先录取、录用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素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总统执政后，在推行“肯定性行动”法案方面却是更上一层楼。后来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要职的舒尔茨，当年出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此公在劳工部长任内，开创了引起极大争议的硬性配额制度。联邦劳工部规定，公立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政府部门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职员，一定比例的政府商务或工程合同应当优先给予少数族裔和女性投标人。此外，凡是接受政府资助以及所有与政府签订商务或工程合同的私营企业，都必须提交一份“肯定性行动”计划，说明该企业打算在多长时间内使少数族裔和女性雇员达到一定比例，否则合同免谈。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干预私营企业的内部经营，公开限制私营企业雇佣员工的自由权利。联邦政府手头有上万亿美元的商务和工程合同，是私营企业最大的客户。所以，私营企业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一点儿脾气也不敢有。
在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60年代，“肯定性行动”法案得到了全美公立高等院校的积极响应。美国大学校园历来是自由化和激进化的大本营，而加州大学在60年代反对越战、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中，曾是全美闹得最凶的大学之一。在此背景下，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了纠正种族歧视造成的危害和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增加医学院学生的多元性，为少数族裔树立刻苦学习、奋斗成材的榜样，特别设立了优惠和照顾少数族裔申请人的录取配额制度，结果引发了艾伦•贝基诉讼案。
1975年，地方法院对艾伦•贝基案做出判决，法官宣布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配额制度违法，但并未判决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一定要录取刺儿头艾伦•贝基。结果双方都不满意，继续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诉。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学败诉。但加州大学董事会不服，聘请曾在水门事件调查案中出任特别检察官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克斯为律师，于1978年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艾伦•贝基一案，实际上是给美国最高法院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原因很简单，这个与“肯定性行动”有关的诉讼案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种族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中的定时炸弹，稍不留神就会在社会中心爆炸，引发空前严重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各种法律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政治问题，但在美国，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一百年前所言，各种政治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法律诉讼。美国社会中这种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独特现象，令最高法院大法官伤透了脑筋。
在美国宪政史上，曾有过最高法院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结果却引发社会动乱的前例。南北战争前，最高法院在1857年的司各特诉桑弗特案（Scottv。Sandford）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隶制的判决，使国会已通过的旨在限制南方奴隶制扩张的密苏里妥协案因违宪而被取消。尽管从单纯法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对司各特案的判决无可厚非，但若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判决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坚定了南方各州依照宪法惯例捍卫奴隶制的决心，使北方和林肯总统处于“违法乱纪”的被动地位，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无法避免的南北大战。司各特案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糟糕的判例。
前车之鉴，使最高法院在审理这类“政治案”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艾伦•贝基案之前，一位名叫马科•德夫尼斯（MarcoDefunis）的白人学生早在1971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动”发难。这位白人学生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成绩比已被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大多数黑人学生高得多，但却没被录取。一气之下，他便向地方法院控告华盛顿大学。地方法院于1971年判决华盛顿大学败诉，马科•德夫尼斯遂进入法学院学习。但华盛顿大学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在1974年2月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老奸巨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却以马科•德夫尼斯当年5月就将从法学院毕业，审理此案已无任何重大法律意义为由，拒绝对德夫尼斯案（Defunisv。Odegaard）做出判决。实际上，大法官们是找了个借口故意避开了这个政治难题，使坚决支持和激烈反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大为失望。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几年后，艾伦•贝基案又打上门来，硬逼着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给个明确说法。美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看最高法院如何对此案进行判决。
1978年6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一票之差对艾伦•贝基案做出了一个在美国宪政史上非常罕见的双重判决（DoubleDecision）。鲍威尔大法官主持的判决书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配额制度违反民权法，加州大学医学院必须录取艾伦•贝基；第二部份判决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在录取新生时可以将种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这样，最高法院一方面判决加州大学依照“肯定性行动”政策设立的配额违法，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将种族作为升学申请的一个因素，实质上又肯定了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这个极为圆滑的双重判决，对控方和诉方各打五十大板，使支持和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两派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是法律决定，但对政治后果的慎重考虑，显然对大法官们的判决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从体制歧视到“肯定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和白人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在升学和就业这两个对人的一生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上，由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出面颁布一系列照顾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绝不是偶然的。
美国是一个由二百多个不同的种族、族裔、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组成的移民国家，号称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炉。但是，在美国历史上，“民族大熔炉”的神话主要是对白人移民而言，而少数民族（主要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的美国经历却充满了痛苦和辛酸。早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伴随着对没有还手能力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野蛮屠杀和对几百万黑人奴隶的残酷奴役，制造了延续至今的种族矛盾和种族仇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虽然摧毁了南方奴隶制，使被奴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黑奴成为自由人。但是，南方各州利用美国的联邦制民主体制以及白人占多数和政治、经济力量强大的优势，以合法的民主程序通过了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继续剥夺黑人权利。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的判决中承认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合宪性，使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又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合法歧视和迫害。应当提到的是，南方各州通过的种族隔离法律，同样针对其它少数民族。南方州的种族隔离设施，只分白人和有色人种两类。南方州的法律不仅禁止黑白通婚，而且还明文禁止亚裔（蒙古人种）与白人通婚，违法者将被判两年以上徒刑。
美国社会对少数民族华裔的歧视同样源远流长。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以无数华工血汗和生命换来的美国横贯大陆铁路完工之后，受经济萧条影响，西部各州发生了白人大规模排斥和迫害华工的浪潮。为了争取白人移民的选票，西部各州官员和议会议员无视美国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纷纷采取了歧视华裔移民的立场，致使西部各州先后通过了排斥和歧视华工的州法。在排华浪潮之初，联邦法院曾判决歧视华工的州法因不经正当程序剥夺个人权利而无效。但自1882年起，在西部各州参众两院议员的压力和推动下，美国国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禁止在海外回国探亲的华人重返美国，后来乾脆全面禁止任何类型的中国移民。南北战争后，昔日的黑奴已依法归化为美国公民，但势单力孤的华裔移民却沦落到终生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和回国探亲后无法重返美国的悲惨境地。美国国会当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堪称美国宪政史上最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法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确立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在布朗诉教委案（Brownv．Topeka教委）的裁决中推翻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判决南方州的种族隔离教育体制违宪。可是，南方各州对布朗案的判决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在布朗案判决宣布十年后，南方十一个州中只有2％的黑人学生真正进入黑白合校的学校学习。为了对付南方州对布朗案判决的抵制，联邦政府不得不多次出动军队保护黑人学生进入南方州公立大学读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为了彻底推翻南方州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黑人开展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权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同情和积极声援，全美各大电视台经常临时中断正常节目，实况转播南方州警察对黑人示威群众施暴的场面。在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不断出现的黑人大规模示威和警察施暴的场景震撼了全美各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北方各州的白人纷纷集会示威，要求联邦政府和国会立刻出面干预，废除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社会局势有可能失控和民权运动有可能转向大规模暴力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国会终于先后在1964、1965和1968年通过了三个被统称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的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彻底结束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
民权法案的通过虽然使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要完全铲除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实现真正意义的种族平等，却绝非易事。种族歧视给美国黑人造成的恶果固然多不胜数，但其中以黑人在教育领域的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贻害最大。与千百万怀着“美国梦”来到新大陆寻求更好生活的各国移民不一样，美国黑人是被枷锁和镣铐捆绑到新大陆来的奴隶。数百万黑奴来自非洲的十几个国家、数百个部落，操数百种不同的部落语言，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本来就很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奴役和苦难生活中，黑奴被彻底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甚至连《圣经》都被禁止阅读。白人种植园主知道，一旦黑奴读书识字，通晓了“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奴隶制的末日就将来临。南北战争之后，黑人虽然名义上获得了自由，但在教育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继续遭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之害，致使相当多的黑人处于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
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任期1967－1991年）在艾伦•贝基案的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美国黑人长期以来处于受奴役和被歧视的境地，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当黑人终于争取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后，面临的是高科技和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的挑战。美国主流社会标榜所谓“人生而平等”原则，推崇凭借个人奋斗和竞争去争取成功，但这种价值观忽视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好像是让一个镣铐乍除、遍体鳞伤的普通人与一个训练有素、身强力壮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按照同样的规则在田径场上竞争一样。这种表面上的平等竞争完全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1965年6月，以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和“公平施政”口号著称的约翰逊总统在由黑人创办的哈沃德大学（HowardU．）应届毕业生结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黑人仅仅争取到法律上的平等竞争地位是不够的，联邦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对少数民族予以帮助，以求达到实质意义上平等竞争的最终目标。约翰逊总统的这次讲话，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联邦政府应对少数民族予以特殊照顾和优惠，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种特殊照顾政策的实质，是要求美国社会的强势群体做出让步，在激烈的自由竞争起跑线上，允许弱势群体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先跑上一段路，借此改变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竞争起点极度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达到种族和谐和社会公正的最终结果。
总之，以“肯定性行动”政策为核心的平权法案，实际上是由联邦政府出面充任种族关系协调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角色，通过向黑人等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提升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机会的政策，补偿几百年来对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奴役和体制性歧视造成的伤害，纠正美国社会各领域中令现代文明社会深感耻辱和难堪的种族歧视现象，铲除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润滑美国社会紧张的种族关系，调整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推动美国社会向更公正的方向发展。这种政策不是一个修改美国社会中竞争规则的永久性的法律规范，而是对以往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补偿，是一种具有补偿性和暂时性的民族政策。
在一个由多数人选票决定一切的民主社会，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少数人在多数情况下则很难保护自身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的真谛，却恰恰在于容纳和保护少数人。建国二百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从种族奴役走向解放奴隶，从种族隔离走向民权运动，从法律上废除种族隔离走向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刻意维护。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压力以及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行政部门的干预，一系列优先照顾少数族裔、妇女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法案终于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得到通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
（四）规则不平等与反向歧视
但是，从严格意义的法律角度看，“肯定性行动”政策是一项“不平等”的政策。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平等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起点平等，一种是规则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历史证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只能是规则平等。但是，“肯定性行动”政策却对竞赛场上规则平等的原则进行了暂时性的修改。
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而言，为了纠正以前种族歧视的弊端，缓和社会矛盾，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实质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可以暂时高于规则平等的原则。“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正是不拘泥于规则平等原则，以一种矫枉过正的特殊形式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补偿和照顾，以求达到起点平等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
可是，由于规则不平等，尽管愿望良好，理由充足，但结果实际上却是对白人的体制性反向歧视，使白人不得不在社会生存竞争的竞赛场上为“祖宗造的孽”付出沉重代价。从就业角度看，美国是一个始终存在失业率的国家，无论申请哪一个层次的工作，都会面临激烈的竞争。从升学角度看，一个学生能否能被著名法学院或医学院录取，往往会决定其一生命运的兴衰荣辱。从商业角度看，能否争得政府部门的商业和工程合同，常常关系到一家企业或公司的生死存亡。然而，根据“肯定性行动”政策，白人不仅在能力和成绩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必输无疑，而且在能力和成绩明显高于少数族裔时也有可能败下阵来。
从大学入学统计看，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92年度被录取的黑人学生的全国高中统考SAT成绩，比被录取的其它族裔学生的SAT平均成绩低228分。从政府合同分配看，根据1977年颁布的《联邦公共工作就业法》规定，至少10％的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拨款应保留给少数族裔企业。1980年最高法院在符利洛夫诉克卢茨尼克案（Fullilovev。Klutznik）以6比3三票之差裁决这项联邦法案并不违宪，因为这是一个改正以前对少数族裔企业在投标政府合同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补偿措施。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另一个饱受指责之处是，它可能会使无辜者承担补偿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会使一些从未受到过种族歧视伤害的人凭空获益。与其它一些社会救济、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不同，“肯定性行动”是一项单纯以族裔、肤色和性别作为施行照顾措施标准的“一刀切”政策。只要你是少数族裔或女性，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或女性，你都可以在竞争中受到若干照顾。相反，只要你是白人，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白人，那你就成了天生的倒霉蛋，再受歧视也没人心疼。
比如，一位黑人富商是20世纪90年代从南非移居美国的投资移民，其远祖与几百年前被贩卖到北美的黑奴根本不沾边。而一位白人工人是居住在北方宾西法尼亚州的爱尔兰移民后裔，其祖先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移民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曾参加北军为维护国家完整和和废除奴隶制而战，其家族成员一直是废奴和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另外，由于宾州早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立法禁止奴隶制，所以这位白人工人家族史上没有任何人曾奴役过黑奴。可是，在申请进入宾州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竞争中，尽管白人工人家族世代在宾州居住并以税金的形式向联邦、州政府和州立大学交纳了大量金钱，尽管白人工人的儿子勤奋努力，品学兼优，考试成绩和综合能力高于黑人富商的女儿，但他仍然有可能在入学竞争中输给新来乍到的黑人富商的女儿。这种只问肤色性别，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政策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此外，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并非铁板一块，各少数族裔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肯定性行动”政策对各族裔在不同领域中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尤以亚裔在教育领域的情况比较特殊。亚裔移民主要由华裔、印度裔、韩裔、日裔和越南裔等组成。由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压力和推动，美国国会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对以前设立的对有色人种带有歧视性的条款和定额进行了修正。如今美籍亚裔移民的主体，主要是受惠于1965年和1992年移民法移居美国的高科技人才。据统计，绝大多数亚裔技术移民在原住国已受过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很多人是千挑万选后赴美留学的科技精英，拥有远远高于原住国公民平均教育水准之上的高级学位和综合能力。这是其它少数族裔难以比拟的。
由于自身受教育起点较高，又有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背景，所以如果在高等院校废除“肯定性行动”政策，利益受损的主要是基础差、起点低的黑人和拉美裔，而亚裔却会因取消族裔比例限制而获益。但是，美籍华人、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博士认为，废除“肯定性行动”政策尽管从申请大学这一点看对亚裔有利，但若从政治和经济等更广阔的背景看，则将造成亚裔的劣势。亚裔基本上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旁观者，但却“免费搭车”成为民权运动历史性成果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亚裔在维护“肯定性行动”政策这种涉及少数族裔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鼠目寸光，将有可能会对亚裔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造成不良影响。
加州大学董事会的黑人董事沃尔德•康纳利（WardConnerly）认为，“肯定性行动”政策其实只是为已经进入上流社会权势阶层的一小部份黑人和白人女性提供了进一步高升的特殊方便。此外，这项政策中的一些特殊照顾措施，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少数族裔根本无力凭真本事与白人进行真枪实刀的竞争，只能靠族裔和肤色占尽先机，这实质上是对少数族裔的贬低。这类指责如今在美国已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2001年5月，美国亚裔商会代表在白宫拜见小布什总统时，感谢小布什提拔华裔赵小兰和日裔峰田出任内阁部长。小布什当即严肃地回答，赵小兰和峰田入阁完全是因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品德，与族裔背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总爱说小布什总统脑袋缺根筋儿，既不懂外交也不懂内政，其实未必如此。如果小布什总统当时稀里糊涂地顺着亚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