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之动物，物之感人 如何理解

我谈谈自己的理解。文句的翻译你应该可以在网上搜到。
气之动物，是说自然变化之气可以影响万物。譬如寒暑交替，万象为之一变。欧阳修的秋声赋里说秋气、秋意以肃杀为性就是这个道理，你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
物之感人，是说万物的变化使人心有所感。联系上句就是说自然之气、自然之物与人乃一脉贯通。其实如果你看过人间词话，所谓物皆着我之色彩，就能想到这种联系不光可由自然而人，亦可由人而自然。
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说人的性情受到影响，一定要有所表现。这个观点渊源甚远，曹操说“歌以咏志”，诗序（？）（这个我记得不大清楚了）说：“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四句应该是指出诗的作用：抒情、咏志。
“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是四季的四种典型现象，这句可以阐释上文的“气之动物”，春夏秋冬是气，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是物，物为气所激发，气凭借物表现出来。
四候之感诸诗者，是说这些现象使诗人们心有所感，即“物之感人”。
总之，你提出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观点，“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是针对性的举例。

文论术语。古代关于文学创作动因的一种见解。指创作活动起因于为客观事物所感。
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后晋代《文赋》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心雕龙》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明诗》)，“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诗品序》也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种将文学创作与客观外物联系起来，进而指出两者间因果关系，具有明显的客观唯物倾向。唐宋以来历代论者大都沿用此说，既指出“志之所适，外物感焉”(孔颖达《诗大序正义》)，进而又指出“凡物色之感于外，与喜怒哀乐之动于中者，两相薄而发为歌咏”(纪昀《清艳堂诗序》)，具体深入地揭示了创作激情萌动、创作活动展开的一般规律，对片面强调心志的文学理论和为文造情的创作风气，都有一定抑制作用

南朝梁钟嵘提出的诗歌发生论。物感说滥觞于《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认为音乐的发生是由于人心之“感于物而动”，从而产生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物感说后为文学理论所吸收。陆机的《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均以四时景物的感召说明文人萌生创作冲动的契机。钟嵘的物感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又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发挥。《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戎，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首先，他以“气”的感应来解释物感的本原，显然受到元气论的影响，这与刘勰的道本论（以道为文学的本体）有所不同。其次，从列举的产生诗的各种情境看，他所谓的“物”不限于自然风物，而更侧重于社会生活，这比陆机、刘勰的说法更深刻地揭示了诗歌发生的本原。第三，在种种感荡心灵的境遇中，他更注目于不幸的遭际，所以他评诗也极重怨情。这既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也同后世的“诗穷而后工”“哀怨起骚人”等说息息相通。

钟嵘的这句话是物感说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物感说起源于《礼记》，后来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提出的“神与物游”是对钟嵘论说的传承和创新。物感说的基本内容就是，文学作品来源于作者对受到外物兴发的感情的表达。物感说是对文学起源的一种认识。物感说有着很深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气之动物”中的气指的便是《易经》中提到形成天地的阴阳两种气。这里出现的公式是：气——物——心——作品。
这里简要提供一些答题思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交感论”又称“心灵感应说”，钟嵘在书中将诗歌抒情意义的地位提到极高的程度。如《诗品·总论》开篇就论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他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将心物交感的关系，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社会生活,提出了“交感论”,从社会生活领域去展开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