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涤非：中共特情工作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作者：扬小朝 田海涛

2000年9月26日下午3时30分，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显得特别的庄严隆重，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安祥地躺在绽放的鲜花丛中，四周松柏环绕，鲜红的“镰刀锤头”党旗覆盖其上。最引人瞩目的是，灵柩正面摆放着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敬献的花圈及挽词：“沉痛悼念李涤非同志。”李涤非何许人也？为何能受到中国共产党领袖、国家元首和人民军队最高统帅给予如此崇高的殊荣？

投笔从戎抗倭寇

李涤非于1921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事变，不久，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值此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就读于江苏省立无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年仅17岁的李涤非愤而辍学，于1938年6月投奔茅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李涤非参军不久就进入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集中培训，这是新四军军部直属的一所专门培训军政干部的学校，在此期间，李涤非的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从一名仅有抗日救亡志向的爱国青年，迅速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

1938年9月，李涤非在参军后的第三个月，经史进、蒋文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史进和蒋文林分别牺牲在上饶集中营和抗日战争的岁月中）。李涤非从举手向党旗宣誓的一刻起，铸就了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初心；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完成了在军部教导总队的学习和培训，李涤非又被组织上留下来，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党员训练班。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不仅需要上战场冲锋陷阵的战士，也需要从事保卫、侦察、情报等专门工作的特殊人才。党对这种人才的要求是很高的：除了对党忠诚，作风正派，还要胆大心细，有敏锐的观察力、清晰的记忆力、灵活的应变力、独立的研判力等。组织上在学员中物色、考察此类人才时，发现李涤非符合上述条件，为此，对他更加严格培训。

培训结束后，李涤非被安排到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边工作，担任敌区工作部干事。袁国平是一位既有深厚革命理论功底，又有丰富斗争实践经验的高级将领，由他亲自带教李涤非，其用意不言而喻。

1939年春，为进一步培养李涤非，组织上调他到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任敌工股代股长，团政委黄火星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在中央苏区曾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战役。黄政委要让这位年轻干部在实际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增长才干，所以李涤非到三团不久，就让他率领一个侦察分队到敌后打游击，要求他在那儿“搞点动静出来”，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新四军政治影响，同时更要设法构建情报网络，以此训练他“单兵作战”能力。当年，李涤非还被擢升为三团敌工股股长。在那个战争岁月，担任股一级的干部，一般都是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经受过严酷战火考验的老同志。对李涤非这样一个新党员、参军不久的学生娃娃，确乎是很大胆的提拔与放手使用了。

1940年春，第一届繁（昌）无（为）军政委员会（“三三制”政权）成立时，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彭胜标任主任，李涤非为副主任。

身负重伤陷敌营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密令上官云相所部，以七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乘我新四军皖南9000余名将士奉命北撤途中，突然进行包围袭击。我军除2000余名将士突围脱险外，其余均在反击战中壮烈牺牲或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李涤非所在的老三团团长是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兼任，他们团是主力部队，任务是掩护军部机关，在突围时，是全军先锋部队。1月6日清晨，老三团部队最先与敌人交火。叶挺军长命令老三团为军部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周桂生司令员带领老三团经过几天几夜浴血奋战，几乎弹尽粮绝，周桂生也壮烈牺牲。直到1月12日，老三团部分指战员在政委黄火星带领下冲出敌人包围圈。李涤非在掩护团部主力部队突围的阻击战中，右腿中弹，晕倒在地，不幸俘。

开始时，李涤非被关押在国民党顽军114师伤兵“医院”。该院实际上是专门收容因伤被俘的新四军官兵看守所，院内缺医少药，经常克扣囚粮，还在伤病员中搞反动宣传，审查甄别中共党员或非党员、干部或战士，引起我被俘伤员的愤怒。李涤非、邓旭初、甘仲儒、杨进四人秘密商定成立地下党支部，领导团结所有伤员进行反迫害的斗争。李涤非被推举为临时支部支委，由他负责组织集体越狱事宜。

组织越狱首先要在敌人的看守兵和护士（男兵）中做争取工作，用攀老乡、交朋友的方式渐渐地建立友谊，秘密地、个别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新四军英勇抗日救国事迹，并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真相，以赢得他们的同情。个别讲义气、有正义感的士兵也表示对我新四军伤员的同情。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李涤非已争取了一位担架员和两位护士（男兵），他们决心和我新四军伤员一起行动，投奔新四军。

一天深夜，轮到一个已被争取过来的士兵看守大门。支部认为时机成熟，正准备举行越狱行动时，不料叛徒告密，敌人以“收买卫兵组织暴动”的罪名将李涤非捕押。国民党顽军114师医院负责人立即对他进行严审。为保护秘密党支部和同志们的安全，李涤非横下一条心，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始终矢口否认，并斥责敌人诬我“组织暴动”是一个阴谋。一天天审讯下来，敌人无所获，院方将李涤非押解到114师军法处处置。该军法处变换各种审讯方式对李涤非软硬兼施，仍一无所得。一天深夜，军法处两个军官突然气势汹汹地提审李涤非，要他承认组织暴动并交代同伙，李涤非仍旧坚不吐实，敌军官恼怒地喊叫几个士兵上前，推着李涤非向门外走，准备把他活埋。李涤非在被推下土坑活埋时，鼓足勇气振臂高呼：“国民党滥杀俘虏，国民党滥杀无辜！”他的喊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久久回荡，敌人怔住了，只好将他放回。由于敌人并未掌握确实证据，他们设计逼供的阴谋就此失败。

李涤非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在国民党军队中也赢得了同情和尊敬。其中，有一个专门看押李涤非的上海兵，他看到对李涤非施以酷刑的审讯和深夜活埋的一幕，认为李涤非是条汉子。从此，他不时给李涤非一些生活上的照顺，李涤非也乘机对他做一些工作。国民党顽军114师军法处没有专门关押犯人的看守所，李涤非被羁押在老百姓的堂屋里。不久，又进来一位共产党嫌疑犯，与李涤非一起关押。李涤非很快认出他是新四军第三支队民运科长方休，此时的方休一身农民打扮。他俩商议利用看守不严，乘隙逃脱。一天，是“上海兵”看守大门，李涤非决定要方休先逃，方休则要与李涤非一起走；李涤非腿伤未愈，难以远行，方休坚持要背李涤非一起走；李涤非说自己是重犯，不能连累方休，还是决定方休先走。这日傍晚，当“上海兵”去小店买东西时，方休乘机从后门逃走。方休是非正式犯人，他的逃脱，未引起敌人深究。

1941年仲夏，李涤非从国民党顽军114师军法处，转解屯溪国民党“皖南特训处”（感化院）。押送的国民党士兵中也有“上海兵”。李涤非考虑押送一路沿途是高山密林，容易逃跑，敌人也难追捕，就和难友商议逃跑计划，争取“上海兵”作掩护。一天晚上，是“上海兵”值岗，准备行动时，因难友犹豫拖延了一段时间，逃跑计划没有成功。

屯溪“皖南特训处”是国民党对付被捕、被俘共产党人、新四军官兵和进步人士的感化院，共关押600余人。该处不仅有宪兵看守警戒，有特务暗中监视，还利用叛徒从中密探，戒备森严。即使在这种处境下，李涤非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包括准备越狱）。他在这里秘密结识当地中共地下党员蔡胜生，从蔡处了解到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这对后来赤石暴动成功后难友们的转移大有帮助。

不久，“皖南特训处”又将李涤非等一批共三四十人转押往国民党江西上饶集中营，这时正是“皖南事变”一周年。李涤非被俘一年以来，拖着伤腿，经过九死一生的斗争锻炼，越发坚定争取自由、重返革命阵营的决心和信心。

赤石暴动奇脱险

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第三战区为迫害新四军战俘专门设置的一个魔窟。集中营内墙高院深，围着铁丝网，管理人员全是“职业特务”，其中还混有不少叛徒。

李涤非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不久，与胡永康相识。几经接触，胡永康密告李涤非：集中营内已建立有秘密中共支部，除秘密组织反迫害斗争外，准备时机成熟时集体越狱。胡永康是秘密支部的支委，李涤非当即表示，愿意在秘密支部领导下，为越狱成功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42年初夏，日寇发动对浙赣线的大举进攻，集中营准备撤往福建。狱中秘密支部审时度势，决定利用转移机会，伺机组织暴动。支部指定王羲亭同志为暴动总指挥，李涤非是秘密支部成员，兼任区队暴动指挥，同时负责军事问题，兼对付押解“囚犯”宪兵的突击队长。突击队以三人为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对付一个宪兵，解除其武装。一路上，大家聚精会神，寻找暴动的机会。

时机终于到来了。1942年6月17日，区队途经福建崇安县赤石镇赤石河畔，一条数十米宽的赤石河挡住去路。要过河，渡船又小，须分批摆渡过河，来回一次约十几分钟，这是一个天赐暴动的良机。大家到了河畔准备渡河时，区队秘密暴动指挥迅速发出暗示。当区队一部分人和宪兵过河登岸走远时，后面随队渡河的宪兵只有三四个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随着“冲啊……”一声号令，难友们相互照应着，迅速跑进路边山坡的丛林。李涤非虽然右腿还遗留着敌人的子弹，枪伤未痊愈，但是，他依旧边招呼其他同志，边尽最大努力往山坡上的丛林跑去。紧急关口，李涤非看到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不小心掉进水坑里，于是急忙扶他起来，要和他一起跑。王聿先因年龄较大，且长期被羁押，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队伍，只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气喘吁吁地摇头说：“我跑不动了，国民党是不杀军医的，你赶紧带领大家离开这里！”当宪兵被惊得回过神来，立刻向暴动的难友们开枪，陆陆续续有十多位难友牺牲了。幸存的难友奔向丛林深处，他们振臂高呼：“我们自由啦！”

待到山顶集中时，暴动出来的约有60余人。为了行动方便和减少暴露，他们分成四个小组。李涤非和王征野率领一个小组，按照蔡胜生介绍武夷山的地形，决定在武夷山某处会合。

李涤非、王征野率领的小组辗转跋涉数百里，进人闽北武夷山区。沿途虽迭有险情，却有惊无险。到了目的地，不仅没有减员，还收容了几位其他小组走散的难友和茅家岭暴动出来的难友，全组增至20多人。连同先期到达的30多人，上山的共有60多人。

武夷山地区属国民党统治区，远离抗日前线，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知之甚少。要生存要斗争，首先是要组织起来。大家一致推选李涤非为队长，于泳皋为政委，并由李涤非、于泳皋、李福堂、陈一光、赵青武五人组成临时党支部委员会，队伍名为“武夷山抗日游击队”。取该名称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群众，消除疑虑，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不久，中共福建省委传来指示，“强调暴动出来的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不能再有损失”。当时福建省委的特务队长沈崇文带着五六个队员在武夷山附近一带活动，对李涤非率领的这支抗日游击队的暂时立足帮助很大。

此时，日寇正加紧向浙赣沿线进攻，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节节溃退，一时间，败兵如潮，有的成为地方团队，有的沦为土匪，有的自立名号占地为王，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军队。在这几股反动势力之间，新生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十分艰难。要保存好这支革命火种，领导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队伍没有武器装备，没有后勤支援。党支部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偷袭铅山县国民党蒋军仓库。此战一举成功，缴获了机枪、步枪百余支和一批弹药衣被，完成了装备自己的任务。

但是，队伍严重缺粮、缺药品，生活艰苦异常。饥饿日甚一日，队伍六十多号人，有时一连十几天粒米未进，一日三餐全靠野菜充饥。病号增多了，严重威胁着队伍的生存，有时连转移都发生困难，故队伍曾化整为零，分成小组分散向富庶地区的集镇附近觅食。

武夷山抗日游击队从1942年7月进人武夷山地区以来，经过严冬，到194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武夷山区坚持斗争了260余天。当地党组织不断给予他们帮助，传递信息。他们还通过当地党组织与苏北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接上了关系。临时党支部作出“人员遣散，各回原部队”的决定。惜别之时，英雄们握手、拥抱，互道珍重。李涤非和于泳皋送别最后一批同志后，也辗转跋涉，于1943年3月回到苏南抗日根据地，找到中共苏南区党委（后称中共苏浙区党委）后，又投身于新的战斗。

奉命孤身进南京

1943年春，李涤非一回到苏南根据地，苏南区党委就任命他为特派工作组组长，带领一支60人的武工队在苏南一带活动，收集情报，建立组织关系，并在溧水地区组建情报网络，为苏南新四军的生存与斗争服务。

随着抗战形势逐渐逆转，胜利曙光已经呈现。1944年6月，中共苏南区党委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里应外合”的指示，由区党委副书记吴仲超同志直接派遣李涤非为特派员，去日伪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任务是收集情报，组织地下军，准备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夺取南京城。

不久，李涤非孤身一人，秘密进入南京，联系上时任汪伪财政部卫士大队书记官的同乡、同学徐雨人。通过徐雨人，李涤非在汪伪财政部卫士大队谋得军械员的职位，作为掩护和开展工作的基点。

汪伪财政部卫士大队是大汉奸、汪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的警卫部队，约500人，武装精良，弹药充足。徐雨人与卫士大队大队长杨叔丹关系很好，倍受信任。杨叔丹与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有点沾亲带故，深得他们信赖，充当他们的卫士长，但是，杨叔丹早已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由戴笠直接管理，担任南京军统站主要负责人，杨既是打入汪伪的卧底，也是后来周佛海投靠国民党军统的桥梁。在李涤非的引导下，徐雨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主要工作对象首先是伪军、伪警员；其次是青年学生；第三是南京的产业工人（数量很少）和劳苦群众；通过对这三方面的工作，开始组织地下军。

1944年秋，世界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变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进入发展期。华北、华中、华南我八路军、新四军普遍发起对日、伪军局部反攻，不断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形势对争取、瓦解和策反敌伪的工作极为有利。经过李涤非、徐雨人几个月的工作，他们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地下军的核心力量，其中主要有李雄勃、厉恩虞、王嘉谟、王嘉猷（后他们都成为中共党员）等。

1945年5月，在李涤非、徐雨人的推动下，为了更广泛吸收爱国人士参加地下军，成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群众组织——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该会由李雄勃任会长兼任军警委员会主任，徐雨人为委员兼任秘书长，厉恩虞，王嘉谟为委员兼任青年学生委员会正、副主任，李涤非为副会长（党代表）。

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成立后，策反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以厉恩虞、王嘉谟为首，团结了王海清、姚禹谟、郭公俭等一批大中学生积极分子。伪将校训练团少将胡钺等都表示，新四军攻打南京城时，愿率领部队里应外合，反戈一击。另外，对汪伪上层也开展了争取工作，主要有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高级顾问李惟身（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保定暴动失败后，去日本留学）。李惟身对参加抗日活动怀有一定诚意，李涤非经常要回解放区汇报工作，李惟身为他搞了特别通行证，为李涤非来往行动提供极大方便。

正当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在李涤非、徐雨人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时，不料于1945年8月初（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周），李涤非、徐雨人二人突遭汪伪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共党嫌疑”为由逮捕，组织地下军的工作由此受到很大挫折。为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他俩在狱中虽经受了一次次严刑拷打，却严守党的机密，矢口否认是共产党员。都说进了日伪监狱很少能活着出来，尤其是在日伪灭亡前，疯狂地垂死挣扎，穷凶极恶地屠杀抗日人员。幸运的是，经李惟身等积极设计营救，终于将李、徐二人“引渡”到日本大使馆后释放，此时日寇已宣布投降。

李涤非被营救出狱后隐蔽在南京城郊，继续领导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工作。8月21日，党中央决定停止对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起义。1945年10月，李涤非和李雄勃一道撤往苏北华中解放区。原内援会干部中有条件的同志如徐雨人、厉恩虞、王嘉谟、王嘉猷等，仍坚持在南京，继续在敌人的心脏开展地下斗争。

随华东局备战上海

1945年10月，李涤非被组织调到华中军区联络部。后华中军区联络部与华中分局联络部合并，扬帆任部长，陈同生和任泊生任副部长，杨浩庐任秘书长，李涤非担任部秘书，兼任总务科科长。联络部下设6大委员会，如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曾达斋（袁殊）。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大举侵犯两淮地区，联络部奉命分批北撤干部。李涤非等少数干部最后随扬帆部长去山东，1947年初抵达临沂，联络部与华东局社会部合并。李涤非被派赴山东滨海地区工作，先后任滨海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依托我解放区开展对国民党统治区如青岛、南京、上海等城市的情报工作。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官兵，扬帆又被任命为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亲自抓审查、教育、策反战俘军官的工作。李涤非随扬帆具体负责甄别、教育和策反、派遣战俘军官的工作。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被俘军官晓以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必败、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必胜的道理，指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以及他们自身争取将功赎罪的出路等等。按照隐蔽工作的需要，李涤非十分审慎地在俘虏中做“合适对象”的工作，精心挑选和发展了“情报人员”，并有计划地利用“大批释放”之机，安排他们“不露痕迹”地回到国民党军队，在“堡垒内部”开展分化瓦解和情报策反工作。

对这一段时期的隐蔽工作，李涤非历来“秘而不宣”，在自述历史和历次干部履历表上都刻意回避、略而不述。

后来的事实表明，解放军对战俘团所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几十年后，扬帆在回忆录里写到渤海战俘军官团的工作意义时说，历史事实证明，有些战俘回去以后确实起到了瓦解敌军和为我方工作的作用。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取得巨大胜利。为适应形势发展，1949年1月，华东局决定华东局统战部与华东局社会部合并，成立新的社会部。李涤非任六合情报站站长兼江淮军区交际处长。党中央决定南京由第二野战军进驻后，1949年4月间，李涤非奉命把六合情报站的工作和关系向二野方面移交，此后，他返回华东局社会部一室，再次回到老领导扬帆身边工作。

4月下旬，我解放大军渡江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华东局机关进驻丹阳，准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李涤非在扬帆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在丹阳进行入城前政策、业务和纪律等方面的学习和准备工作。5月25日，李涤非随华东局机关进入上海，开始了新的战斗。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维护城市社会治安，打击敌对势力的机构首次展现在上海市民面前。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冒险家乐园”，帝国主义列强曾长期盘踞在租界，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对新生政权抱着极端的敌视，同时上海也是国民党溃退前布置潜伏特务组织最多的地方，敌特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缜密的破坏计划。在公安干警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凶悍的敌特尚未开展有效的行动之前，就被擒获。

在扬帆办公室掌控机要情报

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是盗匪案件的高发期。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案件报道，这些特务、盗匪们不仅有手枪、步枪，有的还有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他们除了频频入户抢劫杀人，制造市民恐慌，还多次洗劫商店，袭击企业，特别嚣张的是，他们还躲在暗处，不断寻找机会暗杀公安人员，袭击解放军战士。

6月25日早晨，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市公安局社会处警员石玉祥被四名特务上门暗杀。他曾经打入伪军警高层，掌握许多敌特内部情况，凶残的敌人发现他原来竟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就铤而走险上门灭口。由此可见，敌我双方的明枪暗箭，殊死搏斗。我公安干警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日以继夜地奋战在反特、反盗匪第一线，用他们的智慧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谱写了隐蔽战线中最辉煌的篇章。《上海市公安工作大事记》（下文简称《大事记》）显示：“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李士英任局长，扬帆任副局长。”

6月10日市公安局局长发布命令，任命第一批处长和副处长：“委任张文炳为秘书处处长，邵健为副处长；钟望阳为人事处处长，刘峰为副处长；刘少傥为行政处处长，钱惠民为副处长，马益三为第二副处长；扬帆兼社会处处长；马乃松为刑警处处长，姜敏为副处长；张克生为消防处处长，周兆祥为第一副处长，叶斌勇为第二副处长；吴濂为供给处处长，李新为副处长，佟子君为第二副处长。副局长扬帆主管的隐蔽斗争部门，任命副局长办公室主任李涤非；社会处办公室主任王征明、副主任田云樵、郭曼果。”

在不久的机构调整中，李涤非又被组织安排兼任主管情报工作的第二室领导人之一。当时，作为打击敌特的利剑，第二室情报工作尤为重要和迫切。

扬帆自己在《上海解放前后的日日夜夜》一文中也曾写道：“在丹阳要求立功赎罪的胡钧鹤、徐汉光等人，经批准随来上海后，我们在善钟路（今常熟路）找了一处房子，以对外不挂牌子的情报委员会的名义（胡、徐分任正副主任，孙洵任秘书），在田云樵、郭曼果、李涤非等同志掌握下，规定工作纪律，要他们在外面开展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工作，在特务中宣传我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政策，以充分发挥我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威力。规定每日必须详报工作日志，由我亲自审阅，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发现潜特。经短期工作收到显著效果，由一批各特务系统的站长、处长（省、市）主任和重要骨干向我们秘密自首，交代了各系统各组织在解放前后的动态，发现了不少潜特人员电台等线索，为我侦破提供了条件，也使我们能系统地进行特务人员情况的排队，进行深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为开展公开登记作准备，使我工作更加主动。”

为接管大上海，“一面作战一面建军”

1949年7月，面对解放后短短2个月左右时间，反动残余势力向新生政权猖狂进攻的现状，公安局加紧人员调整和充实力量。《大事记》记载：“十三日，市公安局社会处为适应斗争形势和任务需要，采取‘一面作战，一面建军’的方针，经市委批准举办干部训练班。学员由总工会、市青委、华东革大等从青年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中推荐选送。干训班由扬帆兼主任，王征明、贾亦斌为副主任。宋时轮、郭化若、刘长胜等领导同志出席干训班第一期开学典礼，陈毅市长亲临讲话，指出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保卫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勉励全体学员要提高思想觉悟，担负起光荣的保卫任务。至十二月十七日止，共举办三期干训班，培训青年保卫干部四百五十余名，加强壮大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干部队伍。”

1949年1月，为适应战争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需要，华东局报请中共中央、中央社会部批准，将华东局统战部与社会部合并，组建新的社会部，由华东局常委，舒同任部长，梁国斌、胡立教、李士英、扬帆任副部长。社会部的领导班子配备的非常强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特殊战线的重视。为充实加强华东局社会部机关办事机构，山东省公安总局机构也并入华东局社会部，在社会部设二室一处（秘书）及华东警官学校、华东军政训练班和归俘学校。将原华东局统战部改为华东局社会部一室，由扬帆兼任主任。一室下设三个科：外勤科，科长王征明，副科长樊作楷、郭曼果、李又村；内勤科，科长何荦；材料科，科长钟望阳，还设有滨海沿海办事处，由李涤非任主任，城委会，由纪刚任主任。扬帆还配置了与中央社会部直接联络的电台、报务和机要干部。

1949年2月，在渡江战役前夕，为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扬帆组建六合（站长李涤非、副站长王济普）、靖江（站长王征明）、扬州（站长赵铮、副站长王宁）和南通（站长刘大庸、副站长杨云，以及石祝三、罗晓路）等长江沿线的情报站，面向国民党军江阴要塞、镇江一线、南京和上海地区开展工作。为了工作便利，李涤非还兼任江淮军区交际处处长。4月间，扬帆领受南下接管上海任务后，立刻集中队伍在丹阳集训，李涤非也回到扬帆身边。

当时华东局决定，社会部入城后主要工作放在接管上海，由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三人组成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李士英负责治安，扬帆负责肃反和情报，王范负责保卫，梁国斌负责社会部日常工作。社会部从山东等地调集680多名公安干部，编成治安、反特、保卫、秘书、行政5个工作队，准备南下参加接管上海。

秘密部署“以特反特”计划

5月25日和26日，华东局社会部这600多名公安干部南下上海，开始迅速接管上海警察局和查封接收国民党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党员通讯局、蒋经国的青年救国会、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在上海的特务机构和外围组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扬帆带领的反特工作队，共有168人，其中有来自华东局社会部一室的情报干部74人。另外，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田云樵带来了他曾经领导的部分地下党情报人员16名，以及潘汉年情报系统等20人都归建到扬帆麾下。这200来人，按照政治保卫架构进行反特及情报机构组建，放在上海市公安局编制内，单独成立社会处，扬帆兼任社会处处长。当时规定，进入社会处编制的必须是共产党员。由于社会处工作的特殊性，反特情报干部身份需要隐蔽，在社会上收集情报和联系各类情报人员都必须保密，因此，社会处没有在公安局机关内办公，而是在社会上设立了多处不挂牌子的办公地点。

社会处成立后，虽然组织上经过严格筛选，配备了忠诚可靠、久经考验且工作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但是，社会处的人手还是太少，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在上海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极其庞大复杂，有职业特务5000余人，外围分子1.53万余人。在旧上海，这些特务组织和外围人员形成能量大、行动力强、组织严密的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镇压群众运动和进步人士，维护国民党统治。

社会处的反特人员绝大多数是南下接管干部，本身对上海人生地不熟，特务分子潜伏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挖掘这些潜伏特务真比大海捞针还难。新生的人民政权仍旧沿用根据地的老办法，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潜伏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在根据地，到处都是乡里乡亲，知根知底，一有外人进入很快会引起群众注意，但是在上海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人们之间大多数是不认识的，很多潜伏特务在准备潜伏时都做了精心伪装和职业掩护，往往单位同事不知情，街坊邻居更不知道他们的来历，没有确切的证据，群众很难举报。

扬帆经华东局批准，组建情报委员会就是运用党的强大的政策攻势，通过胡钧鹤、徐汉光等人联络他们熟悉的原敌特分子，经过现身说法，迫使部分敌特分子秘密自首，经过再教育和培训，使其成为公安局情报系统控制的特情人员；或者，通过秘密逮捕，促成一些原敌特分子秘密为我方工作，特情人员利用原先工作环境积累的资源，提供潜伏特务和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的线索。这就是“以特反特”。

在这场看不见滚滚硝烟，听不到隆隆炮声的暗战中，较量的是智慧，争夺的是情报。李涤非主管的社会处情报系统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他在这个岗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至于田云樵、郭曼果、王征明等都先后调离情报工作岗位，而李涤非却一直在坚守，可见组织上对他工作的肯定和信任。

1950年2月以后，社会处改组为政保处，原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室改组为情报科，情报委员会改组为情报室，昔日的战友们，工作岗位变动很大。但是，情报系统这条线还是由李涤非负责，他兼任情报科科长、情报室主任。

智擒暗杀陈毅首凶刘全德

在社会处侦破的几件大案中，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典型案例就是侦破“金牌杀手”刘全德刺杀陈毅案。

刘全德早年是工农红军保卫干部，有百步穿杨“神枪手”称号，曾在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他被军统逮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叛变当了特务。刘全德因多次出色完成戴笠交办的刺杀任务，成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功臣。毛人凤对刘全德寄予厚望，委任他为“上海特别行动组上校组长”，交办刺杀陈毅的任务，限期6个月完成，返台后可得1600两黄金的奖赏。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央公安部电告：“台湾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派遣军统特务杀手刘全德潜沪，阴谋暗害我军政首长，希即注意提防。”紧接着，公安部再次电告：“刘将于十月底从舟山动身，与刘同来我区活动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侦捕。”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刘已受保密局之命潜回活动。”

社会处接到公安部通报，迅速通过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人员进一步了解刘全德行踪和任务。很快消息过来了，“刘全德受命暗杀陈毅市长，已搞好两只船，装了白糖，即日启程潜沪，与刘同行的还有一名军统特务”。敢情刘全德伪装成糖商都被我们的特情人员侦查到，并且立刻把敌情汇报到社会处。

扬帆获知确切情报后，深感责任重大，第一时间就将敌情向陈毅、潘汉年作了报告，听取指示后，随即召开社会处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转达市委指示。要求一手抓侦捕，一手抓防范，确保首长安全。扬帆再三强调，“随侦随破”见面就抓，先发制敌，务必在敌人下手前将其抓获。二室特情人员中有认识刘全德的，全部撒出去，搜寻线索，如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必须立即报告。果然，11月4日起，先后就有几个特情人员报告，他们已在马路上和电车上见到刘全德，特别是有一名特情人员在武康路陈毅市长住处附近遇见刘全德。

刘全德虽然化装成糖商，但是他并没有在10月30日跟船一起进上海，而是在11月2日秘密潜入上海。潜入上海后，刘全德经过化装，居然在大白天混进市政府大楼，对陈毅市长的办公室、行走路线、会议室位置、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打算射击的方位、撤离现场的路线等进行踩点并绘成草图。

社会处的领导们特别重视二室掌控的特情人员收集到的情报，针对特情人员提供的刘全德在沪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反复梳理，分析排队，寻找案情重点突破口。长乐路491弄37号姜冠球家，是刘全德干妈家，姜的邻居胡素贞是刘的女朋友。此外，家住西藏路国泰戏院的老板张春帆，也是刘全德的江湖朋友，适合做刘全德的掩护。另外一个重点是山西路7号的内衣店主史晓峰家，此人是刘全德在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同事，刘暗杀余玠后，曾在史家藏匿好几个月，未被日伪发现，可谓生死之交。还有就是大通路254号刘林鹤家，他也是刘全德的密友。

对以上四个点，有名有姓，有门牌号码，社会处派出认识刘全德的特情人员作眼线，全部建立流动和固定监视哨，24小时严密监控，等待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刘全德。

秘密自首的陆仲达、高激云被纳入特情人员，经教育培训后，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二人须想出各自的借口，全面走访刘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主动出击，寻找刘全德的蛛丝马迹和藏身之处。

陆仲达和刘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汪伪政治保卫局担任伪职。抗战胜利后，陆仲达成为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调查科情报股警探，刘是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毛森手下的骨干，两人之间又多有交集，渊源颇深。

陆仲达接受任务是11月8日，当天晚上就主动去了文元坊姜冠球家。本想摸到点情况再回去汇报不迟，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全德，陆仲达不觉一怔。随即赶紧调整情绪，假意跟对方寒暄，说些好久不见的客气话。

乍一见到陆仲达，刘全德有些惊恐，立即向窗外张望，见没有可疑的动静，才稍稍宽心。两人拱手行礼，坐下。为掩饰不安，刘全德张嘴道：“我刚从舟山过来，想找个熟人介绍，去公安局自首。”陆仲达假意诉苦：“我也失业了，今天过来，就是想找老朋友问问，有没有关系帮忙介绍一个工作。”

看得出，几句寒暄打消不了刘全德的戒备，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浓浓的警惕。几句话过后，刘全德就起身要走，并示意陆仲达一起走。陆仲达没办法，只好跟在他身后。

出门的时候，环顾四周，文元坊里灯影朦胧，辨不清远近交替的一张张面孔，陆仲达暗悔孤掌难鸣。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如果要扭送，陆仲达又担心自己孤身一人，唯恐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进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也没有通过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

随即，高激云提出，他想去山西南路史晓峰家看看，这个人当年掩护过刘全德，交谊很厚，刘全德很可能去。高激云、史晓峰、刘全德三人都是在汪伪特工总部共事时认识的。高跟史的关系特别好，常有来往；而刘跟史则有生死之交，刘全德刺杀余玠后敢于在史家一藏几个月，足见两人关系之铁。对此事，史晓峰一直守口如瓶，唯独悄悄告诉了高激云。此三人就是这么一种彼此牵连的三角交情。

11月9日下午，高激云去了史晓峰家。史家在山西南路临近四马路（今福州路）处开有一爿内衣店，楼下铺面，楼上住家。高激云还在楼下内衣店门外张望的时候，史晓峰已经先看到了，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高激云故意做出很高兴的样子与史晓峰打招呼。史晓峰热情地欢迎着，并回头指点道：“你看看，那是谁？”

高激云循声望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迎面走来的竟然就是高激云千寻万找的——刘全德。刘全德果然没有跑远，兜来转去总是离不开这一圈老关系。高激云大大方方地在史晓峰家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饭喝酒。约晚上7点后，高激云借酒喝多了要回家休息而告辞。

这次高激云决意不能放过刘全德，他在马路上看到两名巡逻的交警和两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忙上前说明情况，两名交警和解放军战士立刻跟随他到了史晓峰家门口。高激云让解放军和交警隐蔽在门外，他先进去查看刘全德的动向。他进门又上楼坐一会，对史晓峰说：酒喝多了，自行车不能骑了，是否能放在你这里。边说边发现刘全德也喝多了，已经上床休息了。高激云告辞出来后，带领民警和解放军迅即冲上二楼，把已经躺下睡觉的刘全德抓捕。

刘全德于11月2日潜入上海，仅仅7天，与自己行动小组成员还没有接上头，11月9日就被生擒。

对此案的破获，公安部曾给予上海市公安局电令嘉奖。生擒刘全德一案，社会影响巨大，是组建情报委员会，对敌特人员开展秘密自首以来，十分成功的案例。为此，交警“张云、刘云各记大功一次”。

精准施策粉碎敌特连环奸计

1950年5月，曾经在1938年刺杀南京汉奸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以及刺杀伪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李金标的“保密局上海特别组”上校组长朱山猿，被派往上海执行暗杀任务。朱山猿因为已从报纸上读到刘全德就是因为老关系告密而被抓，所以朱根本不敢去见以前的熟人。他在5月份派出两名助手先到上海打前站，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情报网和落脚点，谁知，他的助手一到上海就被特情发现了，扬帆巧妙的指派李涤非利用特情打进两名助手身边。

6月8日，朱山猿潜入上海，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即使他不去找过去的老熟人，他刚刚潜入上海，我们的特情人员照样已经盯上他了。

6月18日，在特情人员配合下，一举擒获凶悍的杀手朱山猿。他只比刘全德在上海多逗留了三天，就被机智强干的反特情报机构破获。

国民党派遣的杀手源源不断，级别也越来越高。1950年7月，国民党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携带电台7部，长短枪500余支，分别组成多股武装特务支队或行动组，策划架设电台，图谋暗杀陈毅市长和爆破工厂、商场仓库、桥梁和公共设施。

1948年，封企曾在任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海上巡察队队长时，曾化名吕鹏，假装向共产党接洽起义，将代表共产党接洽的陈默等人诱捕并杀害。他是一名奸诈狡猾，极其凶残的反共分子。

得知封企曾即将潜入上海，伺机对我党政领导行凶和爆破重要目标的情报，李涤非召集有关人员，研究部署，利用特情人员提供的准确情报，在估计敌人可能经过的要道设伏守候，并随时研究新情况，作出新部署。由于判断准确，耐心坚守，终于将恶盈满贯的封企曾擒获。他1950年7月潜入上海，月底落网，不到半个月。

上海解放初期，利用特情破获了一系列重大要案，如罗炳乾案、邱信案、江知平案等。李涤非掌握的情报委员会给潜伏特务和秘密派遣特务以毁灭性打击。他经手的许多案例堪称经典，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今天教科书中剖析的典范。

一封给潘汉年的“密语信”

如果说，上海解放初期的公安保卫工作是忙于挖掘潜伏特务和抓捕派遣特务，将敌特的暗杀、爆破、投毒、破坏社会治安和蛊惑人心等破坏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被动防守，那么当公安保卫系统与敌特较量中不断成熟，积累了大量资源可供利用，主动反击开始了。李涤非在政保处下组建派遣科，筹划将我方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从敌方源头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暗中派遣金家让一案，是李涤非精心策划、缜密指挥，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经典案例。

1949年12月14日，上海市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收到一封密信，信是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转交的，信用密语写着：

颂南先生大鉴：

兹请志千弟前来贵号陈述敝号近况，请赐指示，一切由弟代表面呈。

信中落款人“文襄”，落款时间1949年12月16日，信中附有写信人文襄的照片。

写信人真实姓名叫金家让，时为国民党保密局驻洋山站长和游击司令。鉴于大势所趋，金家让有起义投诚之心，故派遣其亲信张志千持附有金照片的这封密信，专程来沪投石探路。“颂南”，即是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使用过的化名。

潘汉年立即指示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反特工作的副局长扬帆“派人接待”，“妥为布置”。扬帆指派社会处第三室负责侦察抓捕工作的王征明具体负责，会同第二室（李涤非负责的情报室）经办。王征明派侦察科长王济普和钱明等人查证此事。

上海解放后，不少特情和抓获的潜伏特务为立功赎罪，都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有关金家让的反动历史和目前的活动情况。据查，金家让，又名金三，江苏吴兴人，时年35岁，原是横行太湖的土匪头子，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军统麾下的“忠义救国军”。抗战胜利后，金家让的部属在一次敲诈勒索中打死中统元老、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侄子，惹恼国民党领导中枢，戴笠为此大为恼火，下令将金部整编为交警一大队。金极度不满，愤而出走，弃武从商。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保密局和毛森为对付共产党太湖地区游击队，采用封官许愿之术再将金家让召回，委以无锡卫戍司令部太湖专员、保密局太湖特别组组长等职。

但是，狡诈阴险的毛森始终对金家让心存嫌隙，仍然不予信任。1948年，毛森怀疑金家让与民革领导人李济琛有关系，而将其诱骗到南京关押审查。因查不出证据，关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释放。1949年4月，毛森又下令在上海第二次将金家让扣押，解押到台湾。后经一些老朋友说情，金家让才得以保释。嗣后，毛人凤、潘其武等为网罗为党国效忠卖命的人马，对金家让百般抚慰，多次示意要他再返大陆打游击谋发展，为党国建功立业。

二度牢狱的遭遇，使金家让切身感受到蒋家王朝官场的险恶，对国民党心灰意冷，思归心切。他很清楚，毛人凤和保密局之所以派遣自己回大陆搞特务活动，不是出于信任和重用，而是要利用自己在太湖地区的旧部和影响，替国民党卖命。

在对金家让委以重任的同时，毛人凤任命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的亲信张元担任副司令，以监视金家让。还将陈孚等一批人员作为金部的基本班底，交办的任务是挺进大陆，建立游击基地，配合“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

1949年8月，金家让等一行飞抵舟山，旋即转往洋山，招兵买马，搜罗旧部，几个月内拼凑了一支百余人武装。12月，金家让派遣张元带着报务员和电台先行潜入大陆，自己则窥测时机，寻找投诚密径。恰在此时，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消息，顿时觉得有了希望。原来，几个月前，金家让被国民党关押期间，与同牢房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张锡昌和陈默相识，受他们影响而萌生弃暗投明之意。金家让被释放时，陈默悄悄告诉他，以后可去上海找潘汉年，并告诉了潘的化名。没多久，陈默被杀害。

对于金家让这样愿意投靠人民的人，当然应该表示欢迎。上海市公安局很快就将同意金家让秘密来沪洽谈起义事项的方案报告潘汉年批准。

巧用敌特 将计就计

1950年1月11日晚，金家让一行8人驾船两艘，乘着海上微弱的星月，离开洋山，经过10多个小时的航行，于12日中午时分抵达吴淞口，市公安局社会处早有人在此接应。金家让携妻带女和张志千由专车接往秘密据点安置；陆洁等4名随从暂时各回各家，或去亲友处借宿，随船带来的电台、密码、文件以及12支长短枪、子弹等全部上交。

第二天，扬帆就带着李涤非、王征明、钱明等人前去看望金家让，对他的投诚义举表示高度肯定，并设宴为他接风。这使他很感动，即向上海公安机关提供了在洋山收集到的13起重要情报线索，作为“见面礼”，以表明他的诚意。根据他的情报，破获了潜伏特务组织（包括武装特务）案30余起，缴获电台8部，密码58套，枪172支，子弹3万余发。

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和根据金家让的立功表现，经请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公安部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将金家让作为特情派遣使用。由于社会处已经改组为政保处，扬帆决定此案交政保处情报科主办，李涤非科长负责，丁正、诸纪芳为助手。经过深思熟虑，李涤非等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经市局领导同意后形成方案，呈报中共上海市委和公安部，很快获得批准。这是一个完整而周密的方案，环环相连，丝丝入扣。

（一）成立以金家让为组长的特别工作组，将随同其投诚的张志千、张廷凯、陆洁等5名知情人正式建为特情，列为组员；另外两人戴兆礼和史铁桥，则由金家让动员他们自首作为特情秘密使用。

（二）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所有人员全部启用新的化名，与警方情报人员集中住宿于密点；金家让的妻子随其同住，不另行就业。对特工组的活动方式、方法、对外联络及保密等，均作出十分严格的规定。

（三）对于随金家让归来而不知内情的特务分子，则采取相应措施与金进行秘密联络等。

（四）工作方针任务是，立足上海，面对舟山，针对台湾，照顾太湖。措施是以上海的通讯设施和属于金家让所控制的来往敌方岛屿人员，以了解洋山、舟山等地敌情，控制在洋山的金的残部。对准台湾保密局开展情报斗争。相机以“收编”形式，消灭太湖流域土匪、武装特务，稳定当地社会治安。

不明就里的“苦肉计”

为此，李涤非与丁正、诸纪芳等精心设计了一套周密的步骤，首先，通过通讯联络的方式，使敌方相信金家让已经率部“挺进”成功。接着，利用敌方给的供应线，派出不知内情的商人黄铎去洋山，向留在洋山的参谋长沈千里和保密局浙江站长沈子岳讲述金家让部挺进大陆的经过和概况。由此进一步探明舟山、洋山等岛屿残匪部队的情况。结果获得了一些特务线索，并按预定方案将老牌特务陈孚、汪年瑞带回来。黄铎此人非职业特务，原是与国民党军队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对舟山一带敌特和股匪头目都比较熟悉。1949年秋，黄铎去洋山做生意失败，在极端困难的时候，金家让收留了他，任命他为总务兼警卫。为了感恩戴德，他对金家让颇为忠心。但他却并不知道金已经起义，弃暗投明的实情，以为随金工作是为保密局效力。

1950年4月，又派黄铎去洋山向保密局要款，并护送对洋山余部加强控制的盛德标、袁可永去舟山。这时，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的战斗已打响，沈千里等逃往台湾，黄铎、袁可永设法回来了。此后，敌特残部龟缩到大陈披山等小岛屿，保密局又在此设浙江特别站。逃往台湾的沈千里等匪特在海上漂泊40余天，后为美国军舰救起并护送到台湾。当敌方得知他们是金家让在战乱中命其撤往台湾的，而沈等人又吹嘘金家让如何忠于党国，他们又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才坚持下来等等，更使保密局和美国顾问对金家让增加了信任和器重，并使沈千里成为与金部联络的唯一人选。

1951年5月，以开辟从太湖到披山的交通补给线为由，派黄铎去披山，由逆用的陈孚、陆洁出面，代金家让向黄交代任务。

陈孚1926年加入中共，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武汉江汉区任宣传干事。1931年被捕叛变，充当中统特务，担任过科长、江苏省室副主任，和金家让有旧交，曾经结拜为盟兄弟。金受命潜入大陆时，拉其入伙，毛人凤授予陈孚江南特别站上校书记头衔。

陈孚告诉黄铎：金老板要你开辟太湖到披山的交通线，与保密局取得联系，争取指示和接济。汇报内容是：一，金老板有宏图大略，有办法，是毛人凤亲信，将要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不说给予接济。二，注意观察海岛各游击队谁强谁弱，以便选择，好壮大队伍，增强金老板的势力。三，如有人托带信件必须谨慎小心，有交情的才给带，不能粗心大意。并将事先备妥的黄铎身份证件、金家让给江浙沿海特别站站长兼江浙沿海反共总指挥吕渭祥的亲笔信，还有给毛人凤、周至柔带去的太湖地区的土特产、日用品等礼物，都当面交给了黄铎。

黄铎抵达披山后，受到吕渭祥和美国顾问杜兰陵将军的热情接待。听了黄铎的汇报后，他们甚为满意，并表示可以实行不定期空投武器等物资进行支援。当黄铎返回时，保密局发给发报机2部、密码3套、美钞2000元、伪造的人民币3亿元，以及“空投组织和接应方法”、密写剂和其他补给品等，还有毛人凤写给金家让的一封亲笔信。海岛头目陈永昌给了两套密码，要求与金家让部建立通讯联系。此后，黄铎又三下披山、去台湾，每次除带回美金和毛人凤的指示外，还有敌特线索情报……

经过一年多的周旋，金家让部向台湾保密局报出赫赫战绩，称部队已扩大至9406人，总部以下设6个纵队、1个联勤大队、28个支队、1个警卫队、2个独立中队，有长短枪5847支、轻重机枪168挺、小炮5门，活动区域以吴（兴）、嘉（兴）、吴（江）为中心，遍及江浙两省的整个太湖地区。

1950年8月，毛人凤发来嘉奖电报，将“江南人民反共突击纵队”扩编为“江南人民反共突击军”，委任金家让为少将总指挥、陈孚为少将副总指挥，并主动将其他一些特务武装交与金家让联络和统一指挥。

毛人凤毕竟是老奸巨猾的狐狸，不轻易信任别人，怀疑一切，是其处事待人的根本原则。为了考察金家让的真伪，他暗中不断派人前往大陆窥探摸底。李涤非为打消毛人凤的疑神疑鬼，采用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偷梁换柱等计谋，故意将一些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刑事抢劫案件等造成的损失，由金家让谎称为行动战果报告台湾总部。此外，还指使金家让主动向台湾保密局提出，在上海与香港之间建立海上联络线；根据需要，派出可靠特情赶赴香港，向保密局特派人员当面汇报情况。

兵不厌诈。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使台湾保密局确信金家让游击队在太湖地区开展活动，在江苏省公安支持下，李涤非和市局政保处选择青浦淀山湖畔一个小村庄，布置了一个假装的“游击军总部基地”，架设电台，设置参谋、警卫、岗哨和游击队员。金家让本人及其随员几个月不理发，成天在太阳下晒，以致晒得浑身黝黑，造成长期在农村生活的逼真形象。

骗得蒋氏父子 “深表赞许”

1951年11月27日,经李涤非批准，金家让派遣交通员黄铎、黄钧、赵忠政等3人按照毛人凤的要求，赴台湾接受培训、考察。行前，李涤非特意让金家让以总司令身份在戒备森严的总部基地接见他们。又黑又瘦的金家让充分施展表演才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落魄江湖的少将总司令形象。

李涤非说：“因此他们到台湾后不仅经受住了轮番审查，而他（黄铎）本人的‘精彩’表演，使他自己也成了保密局‘敌后功臣’，受到蒋经国亲自接见，还请他为保密局特工们作报告。报告中，他声泪俱下地谈到金家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不像人的窘境时，连毛人凤也被感动得流了泪。我们运用种种手段，就是为了进一步把毛人凤拖下水，使他大亏血本而又不能解脱，迫使他为我所用。”

1952年1月16日，毛人凤亲自召开欢迎大会，对金家让部深入大陆敌后的忠勇果敢大加称赞，并将黄铎等带来的太湖银鱼、莼菜、笋干等太湖地区土特产，附以“金家让敬赠”字样，分送蒋介石、宋美龄、参谋总长周至柔等，表功邀宠。

次日，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保密局招待所，看望慰问黄铎等三人，对金家让在大陆的所作所为“深表赞许”。毛人凤还亲自出马，专门陪同三人拜谒参谋总长周至柔。

毛人凤叮嘱黄铎，回去告诉金家让，“勿求有形队伍扩展，以免目标过大”，“现在部队要分散、隐蔽，避免作战，保存实力”，静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黄铎返回前，还受到胡宗南的接见。保密局发给经费4180美元、人民币1400万元（旧币），向金家让等颁发了奖状、奖金、勋章等，另有托他带给大陆亲朋好友的信件20多封。

1月22日，黄铎等人返沪，毛人凤派军统老行动特务邵文炳跟随，任命其担任金部布置组少校副组长。到达上海后，邵被“接到”一个可靠的特情处安置。李涤非考虑到此人是以行动擅长的危险人物，不宜长期监视控制，遂于4月19日将其秘密逮捕。

舟山群岛解放后，台湾保密局总部不再要求金家让开展军事行动，而是要求其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搜集情报为主。

金家让在我方控制下，打着“江南人民反共突击纵队”的旗号，采取“收编加委任”的方法，吸引已经潜入大陆的特务武装、散兵游勇和湖匪游击队加盟其麾下。消息经保密局通讯总台和其他地下渠道发布扩散，吸引来自浙江长兴、江苏吴兴、吴县及太湖流域多股武装力量，达到了让这些反动武装“自投罗网”的效果。如吴县双林镇“双林突击大队”，频繁活动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队”，等等，都主动上钩，被我公安机关会同当地部队一一予以围歼，为民除害。

李涤非让金家让以“收编加委任”的名义，吸引星散之敌的效果是明显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先后发现武装特务活动线索70起，分别涉及保密局、蒋经国、丁治磐等多个国民党特工系统。这些线索除转交有关省市地区公安机关侦破外，上海市公安局直接侦破25起，捕获武装特务250余人，缴获电台2部及一批枪支弹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武装匪特逐渐接近“清零”，社会治安秩序持续趋向好转。

李涤非说：“综观此案，乃是一个典型的谋略斗争案。遗憾的是，本案因受潘扬冤案的牵连于1955年底结束。”

因“潘扬冤案”蒙冤28年

1954年冬至1955年，扬帆、潘汉年冤案的先后发生，株连一大批党员和非党干部，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上海统战和反特战线上的优秀干部。李涤非就是受到株连最严重的主要干部之一。关于“潘扬冤案”的起因，可谓众说纷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54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内部就对扬帆的“以特反特”提出了批评，但这还只是对反特情报工作思路上的分歧，以及某些领导人对扬帆个人的看法。

1954年中，李涤非掌管的市公安局情报室里有个姓姜的特情人员，在马路上偶遇过去认识的一个特务，他们坐进路边小饭店攀谈起来。姜某在攀谈中表示后悔跟着胡均鹤投靠共产党，那个特务趁机策反姜重新回到国民党，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力。随后那个特务回到被国民党控制的海岛上汇报了情况。不久，该特务携带大量活动经费和布置任务的指示返回大陆。不料，他在偷渡时被我边防军所抓获。经审讯，他竹筒子里倒豆子，如实交代策反姜某的经过，姜某随即被捕。军方由此通报了公安部。姜某曾经是比较早期的共产党员，后来叛变革命当了中统特务，又随李士群、胡均鹤成为汉奸，与胡均鹤关系较深。解放后跟随胡均鹤发展为市公安局特情人员，归胡均鹤领导。姜某被抓，牵扯到胡均鹤。因姜某交代的情况有些和胡均鹤对不拢，1954年9月，胡均鹤被公安部直接带到北京审讯，同年12月31日，扬帆从家中被带走，随后也被押往北京。扬帆的冤案由此拉开序幕，工作中的认识问题和失误也被无限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了。

“潘扬”冤案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以特反特”，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主要指向就是使用胡钧鹤等人组成情报委员会。因李涤非的工作就是直接掌控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后改组为情报室），尤其是直接掌握胡钧鹤、徐汉光和孙洵等特情人员的情报工作，因此毫无悬念的被认定为是扬帆的得力黑干将，以往利用“以特反特”的策略取得的所有成绩都被一笔抹杀，鲜花变成荆棘，功劳诬为罪恶。多少个日日夜夜，李涤非禅精竭虑,废寝忘食，奋不顾身扑在反特情报工作第一线，才使得一个又一个大案、要案被侦破。初步统计，李涤非献身隐蔽战线，组织侦破400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为保卫上海新生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扼腕，这一切的一切，就在一夜之间，全部付诸流水。

从1955年5月李涤非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以及秦城监狱接受审查起，到1983年8月国家公安部为李涤非重新作出结论止的二十八年多时间，李涤非一直深受冤屈，先后经受了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七年的两度长期冤狱。

对李涤非的第一次审查到1965年6月结束，他被错定为“职务犯罪”，错遭撤职降级。第二次审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李涤非被造反派以“黑公安部包庇下来漏网的潘扬分子”之名投入囹圄，并追溯查究所谓上饶集中营叛徒和南京日汪特务嫌疑等问题。这次关押审查比第一次更为荒唐，更多的是“无知发问”，回答不能得到满足，便是“文斗武攻”，各种酷刑加身。在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刑讯逼供中，李涤非坚持实事求是，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坚信总有一天云开日出，历史会证明他的清白。

公安部：李涤非在对敌隐蔽斗争中“成绩显著”

自1955年5月蒙冤入狱，经过十多年的磨难，时间并没有洗刷掉对李涤非的诬陷，对他的迫害反而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变本加厉。可以说，没有坚如磐石的信仰，忠贞不屈的意志，李涤非是不可能坚持到拨开乌云见青天的那一刻。

“文革”结束后，对于后一次冤狱，1978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作出复查结论，确认李涤非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和南京汪伪宪兵司令部被捕期间，“严守党的机密、保护同志安全、能坚持斗争、立场坚定”。但是，复查的结论避开了“潘扬冤案”，李涤非头上还是戴着一顶潘扬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这是一顶所谓无比沉重的帽子，影响着他的后半生，也影响着他周边所有的亲朋好友。

李涤非在蒙冤二十八年多的逆境中，始终坚信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他认为：“潘汉年、扬帆冤案的昭雪之日，就是我李涤非的平反之时。”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振聋发聩的通知，给不知多少蒙冤受屈的“潘扬冤案”受害者带来了重见天日的曙光。显然，李涤非对信仰牢不可破的坚守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的一生是清白的，为党、为人民是作出重大贡献的。

翘首以待整整一年，迟来的正义还是等来了。1983年8月，国家公安部对扬帆同志重新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推倒一切诬陷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月22日，国家公安部对李涤非重新作出结论：“李涤非同志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是忠于职守的，在对敌隐蔽斗争中，立场坚定，意志顽强，成绩显著，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长达二十多年强加在李涤非身上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1981年冬，李涤非在等待历史还他清白期间，重新回到反间谍隐蔽战线上，这时他已年过花甲。1984年春，他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不久，受聘为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受此殊荣，这是党对隐蔽战线上老战士的肯定和表彰。但他总是谦虚地说：“荣誉不属于个人。”

离休后，他联络了原单位的一些老干部和原新四军老战友，组织成立一个开发革命老区经济的实体，为祖国富强和统一大业发挥余热。但是，过去长时期的审查迫害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2000年9月19日，李涤非因病离世。

【转自《上海滩杂志公众号》，本文选自2021年第7、8、9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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