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诸子的下场大多很惨，是偶然还是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天下进入大争之世，各诸侯国为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纷纷招揽贤才，以变法图强。法家在乱世中逐渐脱颖而出，诞生出许多杰出人物，他们执宰各国，施展才华与抱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诞生了太多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构成了诸子论道，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实，不仅是百家有争鸣，就连法家内部，也有争鸣。

法家有三派，“势”、“术”、“法”，其中，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他们不同的思想理论，也使得同属一派的三人，却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

慎到：从道家走出来的法家

慎到是战国时期一位很特殊的大家，他曾是道家人物，专攻“黄老之术”，之后却改弦易张，成为法家“势”派的创始人。道、法两家的双重身份，也使得慎到的法家思想极具哲学性。

慎到重“势”，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法律，君主一定要掌控权势。慎到曾有一个鲜活的比喻，他说君主好像飞龙，权势好像云雾，有了云雾，飞龙才能飞得高，没有云雾，飞龙则与地上的蚯蚓无异了。有了权势，就算君主像夏桀那样残暴无道，人们也不敢违抗法令，没有权势，君主就算是像尧舜那样贤德，百姓也不会听从命令。

很显然，慎到的理论针对的就是儒家的“德治”，他认为，儒家主张的“德治”根本就不是治国之道，国君没有权势，却一味推行仁政，只能使法律得不到贯彻和执行，这样，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当然，慎到的“势”，不是指君王要掌控一切，事事亲为，相反，他认为君主想要真正的掌控权势，就不要事必躬亲，这样君主不仅会精疲力竭，大臣们也会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什么过失，大臣们还会将过错推到君主身上。慎到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主要确立法度，总揽大局，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做事情。

慎到的理论主要是驭人之术，但他并没有将人民放在很低的位置，截然相反的是，慎到主张“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这与孟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孟子认为德治是得民心的途径，而慎到则认为法治才是“一人心”的唯一途径。

本来，慎到“势”中的驭人之术对于君主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是慎到却又主张“立公去私”。这里的“公”是一种高于君主利益的概念，它服务于君权，却又限制着君权。这样一来，慎到的“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国理念。只可惜，慎到一生当中，大多只能在稷下学宫中讲学，他的理论很少得到实践。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大多数君主都继承了慎到的“势”，但他们掌握的，是帝王心术，是统治之道，而非慎到完整的治国理念。

申不害：成也重“术”，败也重“术”

与慎到相比，申不害要务实很多，在法家三派当中，他的“术”，也是最容易见效的。这种务实，应该与申不害的人生经历有关。相韩以前，申不害只是一位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遂成为韩人，成为一位“贱吏”。

公元前354年，与韩国素有旧怨的魏国出兵伐韩，韩国向其他诸侯国请援，却四处碰壁。正当韩国诸位大臣们束手无策时，申不害站了出来，建议韩昭侯亲自去拜见魏王，向魏国示弱，这样不仅可以免去兵灾，还会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不满，“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战国策·韩策三》）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魏王果然大喜，立刻下令撤军。

除了敏锐的政治眼光以外，申不害还是一位工于心计的人物。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韩国求援。韩昭侯拿不定主意，向申不害询问建议，申不害担心自己的建议与韩昭侯心中所想不同，于是他先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之后，申不害让韩国名臣赵卓和韩晁分别向韩昭侯进言，以观察韩昭侯的真实态度。最终，申不害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他进言说韩国应该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大喜，将申不害当作知己，并愈发对他器重。

公元前351年，申不害被破格拜为韩相，法家“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重视君权。申不害认为，“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为了令行，君主就必须要推行“术”，“操生杀大权”，“课群臣之能”。

在申不害看来，“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是隐蔽的，它是君主的专有物，专门用来驾驭驱使臣下。

申不害重“术”，所以他重视吏治和兵制改革，目的都是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稳定韩国政治局势。同时，申不害也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

申不害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发展农业，同时他还鼓励手工业的发展，这使得韩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冶铸业水平也居于领先水平，以致于出现“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局面。（《韩非子》）

短短十五年，申不害的“术”治使得韩国国力大增，“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就这样，身处强国包围中的韩国，却在夹缝中强大起来，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这个问题，我认为题主的认识有些片面。中国文化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最为主要的有十家，分别是；

1；儒家，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

2；道家，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和本源，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

3；墨家，以“兼相爱，以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

4；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为法家。

5；名家，以“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说，被后人称名家。

6；阴阳家，因提倡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和事而得名。

7；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期，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8；杂家，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而得名。

9；农家，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10；小说家，《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造也。

以上就是中国《诸子百家》文化的总合。各举己见的思想体系总概括。那么为什么？法家思想没有被重视？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

1，上面已提到，法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法治国。这在帝王将相心目中，就没有儒家的“五常”思想重要。以法治国，是外在的强制因素。总没有，儒家的“五常”内在因素起作用效果好。如果，单靠以法治国，需杀多少人？把人杀没了，他还能统治谁？所以，就不如内因起作用，自觉得不犯法好管理。

2；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血腥，当时的社会，迫切的需要一个安定团结局面。所以到汉武帝时期，整个社会极力崇尚儒家思想，不知不觉得都独尊儒术了。

那么法家的以法治国就此放弃了吗？没有。他总有不自觉得，因此，就总有犯罪的人。但犯罪人总是极少数人，所以，主流思想还是选择了儒家。法家思想，就没有儒家思想被热衷了。

儒家思想，是以五常为核心的内因起作用的，被当时社会所热衷，被选择为主流所推崇。法家则是以法治国，强制犯罪的外因作用，在社会上，它必竟单一不广泛。所以不被热衷。